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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实际上它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所谓“民间传说”的一部分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证据就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比如在1930年代裙子的底边离地高度就有所下降，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比如在1960年代又有所上升。在这种理论中，战争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出去做工在人数上就大大超过从前，许多人由此就认定这是这一社会现象导致了从前流行的紧身胸衣和长裙的被抛弃；也正是运用这种解释框架，许多论者将1947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以宽摆长裙为特征的女式时装新样式说成是1950年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男性化影响之后，这种新式服装使妇女们变得更加具有女人味并更加具有装点门面的意味了。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它把时尚想得太简单了：正如威尔逊所指出的，“这样的一些描述太显而易见因此不可能全是真的，而它们未能描述的历史则要复杂得多”（1985：46）。1947年的女式时装新样式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比如贝尔（1976）就认为，费雯丽在电影《飘》中所穿的服装就先期具有了战后Dior的新样式。由理查松与克罗伯进行的对于从1600年代到1930年代妇女时尚的定量研究（1973），或许是建立时尚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联的最花力气的一次努力了。在考察这三个世纪里时尚图版时，他们竟然找不到结论性的证据来说明社会变化影响了女性剪影的任何具体维度。正如贝尔所说，衣着经常并不能折射社会的气候：虽然我们可以为某一些时期的服装与社会变化建立某种关联，但这种关联“也并非机械的起因”（1976：102）。如果我们硬要把时尚的变化和社会政治运动钉在一起的话，我们将总会发现一些超出这种规则的例外，因为时尚的变化穿行于所有这些道路。贝尔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让“时代精神说”放手去解释时尚变化的规律，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超自然的假说，一种形而上学的臆说而非符合社会实际的科学研究。
回答时尚何以变动不居的第三派理论致力于解释妇女的时装为什么变化得那么频繁。拉弗（1969，1995）认为，有一种统治妇女时装的单一的规则，叫做“勾引原则”：女性时装的设计本来就是为了增强女性对于男子的性的吸引力的。在另一方面，男人的服装就不像女人的服装那样频繁地变化，统治男性服装的最高原则是“等级制原则”：男性服装本来是为了增强他们的社会地位的。拉弗用“移动的性感部位”的理论来解释女性时装的频繁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女性时装展示女性身体的不同部位，但是，为了让男人对女人的欲望始终保持在亢奋状态，女性时装对女性身体部位的强调就必须持续不断地转移。因此，他举例说，1920年代，男人对于女性大腿的强调感到厌倦了，在1930年代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女子的背部，而这就引起了妇女时装相应的转移。
正如许多作者所证实的（贝尔1976，霍兰德1994，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1978，劳斯199，斯蒂尔1985，1996，威尔逊1985），在衣着与性欲之间确实有一定的联系。比如，威尔逊就认为，“很显然，衣着肯定和性欲有关联，这种假说是毋庸置疑的”（1985：91）。甚至在很少穿衣服的社会，在节庆里收拾收拾通常也是为了增强性的吸引力。人们对衣着的膜拜，正如我在第六章将要详细论述的，也证明了衣着有能力刺激性欲；所以在西方，许多款式的服装——比如紧身胸衣以及与橡胶和皮革混合缝纫的纺织品——就一直和性有密切的关联（孔茨尔1982，威尔逊1985，波尔希默斯1994，斯蒂尔1985，1996）。不过，虽然在服装与性欲之间有着无可怀疑的关联，但是像拉弗那样（1969）将性欲视为女性时装的原动力，也是不妥当的。正如威尔逊所说，确定服装展示那一个性感地带是相当困难的，比如：“裤子就可以显示双腿或臀部吗？”（1985：92）她还认为，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妇女的服装比如她们工作时穿的衣服恰恰是要“捂住”而不是强化她们身上的性感地带，这就说明色情与炫耀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时尚。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1978）还指出，色欲吸引的理论并不能解释许多风格的服装——它们没有什么色情的成分。比如，这种理论就不能解释1990年代晚期为了女性自身利益而反对长裤的时尚；这些服装显然既没有色欲成分也没有身体的特别显示。
有关“为什么”的解释的种种问题对时尚的历史的考察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以追问“为什么”为其出发点的理论所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过于简单化而且在方法论上过于幼稚。它将时尚的故事作为一种自明的历史来讲述，又用单一的原动力来展开它们对于衣着变化的叙述：这些时尚的原动力或者是社会地位的竞争（凡勃伦1953），要么是“移动的性感部位”（拉弗1969），要么是“神经冲动”或“人性表面永不褪去的羞红”（弗吕格尔1930）。这种理论导致它们用直线发展和简单化的叙述模式来组织时尚的历史。另一个问题是，时尚经常被描绘成“丑陋”与“非理性”或者浅薄与空虚，由此产生的理论就不得不带有浓厚的道德主义色彩。既然关注时尚的文献传统上一直倾向于关注女性，这些宏大的理论因此也经常对衣着中涉及的女性问题提出简单化、道德化和居高临下的傲慢的考察：比如，拉弗的研究（1969）就把妇女描绘成“男性盯梢”的被动的牺牲品（马尔维1975）；而凡勃伦研究妇女和时尚的关系时则把女性说成是“高雅的奴隶”和时尚的非理性话的牺牲品。
不过，这些喜欢追问“为什么”的研究进路更加一般和基本的问题或许在于它们导致了一些宏大理论的产生，这些宏大理论试图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方法来解释时尚系统。如上所述，所有这些理论原来都有各自的局限，因为每一种理论都试图寻找一种对于装饰或时尚的无所不包的解释。这种研究衣着和时尚系统的进路很容易把原本复杂的现象简化为单一的起因与后果的关系链。有关文献未能将时尚把握为社会结构性的实践活动，这一实践活动不能孤立地来理解，而只能将它视为包括其他社会势力特别是阶级、种族和性别在内的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存在的一部分。还有，追问“为什么”的研究进路及其内含的过分追求一般概括的倾向，无法考虑到男人和女人在时尚系统中的能动性，它们也无法考虑到具体的衣着实践：理论家们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来解释时尚，他们并不想尽量把握日常生活赋予时尚的意义，他们也不想尽量去理解人们在具体的衣着实践中转换和坚持某一种时尚的方式。
和这些理论不同，我在这里提出的想法是认为服装需要被理解为一种情境中的实践，这种情境中的实践是复杂的社会力量以及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灵活运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采用情境中的实践这种思考框架的研究服装的进路，反对粗率的化约论，也拒绝任何将时尚孤立地理解为无处不是权力的决定论的企图。我们认为，时尚系统提供了许多围绕衣着的参数，但这些参数的本质是无数活人具体的衣着实践，而这些衣着实践有赖于其他各种社会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衣着，就必须探究人们的具体衣着经验，必须要有对时尚的活的了解，也必须这样地了解各种发挥中介作用的因素。这种研究进路将抵制对所有的衣着下大而无当的断语的倾向——而这正是那些“宏大理论”最喜欢做的事情。
第二部分 建立时尚和服装的理论第13节 对于衣着和装饰品的理论解释（3）
作为交流手段的衣着与时尚这种论述一直在检讨与来自人类学的许多对装饰的一般解释有关的问题，也一直在检讨那些试图解释时尚系统的特殊动力的古典研究。不过，就像我们上面表明的那样，这种论述有一个对传统和现代所有装饰形式的解释，就是认为它们都源于人类通过符号彼此交流的本性。认为人类都有交流的基本需要的观念如今已经在研究衣着的人类学家和研究时尚的理论家们中间当作颇有权威的阐释框架而被广泛接受。人类学已经用它的证据说明所有人类社会都通过一定形式的修饰来改变人的形体，这种行为和语言一起都被假定为人的一种普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