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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试图以严肃的方式看待时尚的少数几种古典的研究也不幸落入了这种偏见之中（博德里德1981，弗吕格尔1930，凡勃伦1953；见威尔逊［1985］对上述这些作者的考察）。使时尚更加容易受到谴责的另一个原因是时尚和“虚荣”的联系。这是时尚经常会成为道德议论和道德谴责的对象之一例。不过，正如贝尔（1976）和麦克道尔（1992）特别指出的那样，这一道德成分本身正是衣着在社交界具有权力与深意的证据：“衣着竟会附带如此多的道德含义，这本身就是它在社会中的权力与深意的一个证据。”而且“和事实恰恰相反的是，许多作家一直将人们对于时尚的兴趣说成是爱慕虚荣的证据或者更坏，他们还批评那些稍微对仪表问题感兴趣的人们”（1992：15）。尽管受到了旨在重新评估旧等级制度的文化价值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上述这些对于时尚与衣着的偏见仍然维持着，而时尚也仍然常常成为道德的与美学的谴责的对象。（博德里德1981，凡勃伦1953）
照波尔希默斯（1988）和车龙（1997）的说法，时尚之所以在社会学解释中一再遭到忽略，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解释，那就是时尚和“女子气”的关联。时尚的主体（或课题）通常总是被设想为女性，人们总是认为妇女们最容易倾心于时尚这种“可怕的”乐事。更有甚者，波尔希默斯（1988）还指出，那些可以贴上“浅薄”和“愚蠢”的标签的生活追求，也很容易和女性挂起钩来。直到1980年代左右，和女性相关的消费活动还是受到忽视或者遭到冷嘲热讽。许多女性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和文化研究有关的女性主义者已经指出：在学术机构，女性的消费行为，比如阅读罗曼司小说或者欣赏肥皂剧，传统上一直被贬低为愚蠢和浅薄（参见昂1985，拉德维1987）。认为时尚是浅薄、愚蠢和空虚，这种观点牵连起来，则意味着对于女性和女性文化的明确无误的谴责（车龙1997）。某些对时尚的这种谴责还来自女性主义者自己，他们当然不是谴责那些穿着时髦的女性，而是谴责那种利用女性穿着时装来做广告的做法。这种批评一般只针对某些特定的服装，比如紧身胸衣，某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服装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压制（罗伯茨1977）。在由“服装改革运动”所发表的对于紧身胸衣的医学与美学的批评中，女性主义者的声音就被用来反对这种服装（有关这类论述的概要，请参看孔茨尔1982，牛顿1974，斯蒂尔1985）。女性主义的理论在女性和时尚的关系这件事情上已经变得相当混乱了，但是它至少开始认识到它所提供给女性的愉悦（伊文思和桑顿1989，威尔逊1985）。
正如爱德华兹（1997）所说，一方面，时尚是与个体与社会有关的创造力的表现，另一方面时尚自身又是一种被建构的（和建构性的）现象，爱德华兹还正确地指出，正是这些事实使时尚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对象，因为社会学所关心的就是有关结构与中介的问题。不过，自打研究时尚写作开始，从艺术史、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到更加倾向于关注其他问题的文化研究，所有这些学科在进行时尚研究时并不把上述问题作为它们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些领域中对时尚与衣着的研究，关注的问题又各种各样，比如：时尚如何以及为何总是变化不定的？（这是对风俗史的一个通常的追问）；或者时尚究竟意味着什么、时尚究竟是怎样一种交流模式？（这是社会心理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因此，在有关时尚的文献中，有一种倾向，就是旨在发现一种普遍的理论或者寻找到一种对于时尚在西方社会中的显现的贯穿性的解释。所有这些兴趣经常将人们引向那种简单化的抹杀时尚的复杂性的解释。我认为，时尚研究需要分析社会势力塑造衣着的方式——比如时尚系统、社会地位、阶级、收入、性别、种族、宗教和职业——正是这些因素在建构着日常生活中的衣着。换言之，我赞同这样一种对于时尚和衣着的研究：这种研究将分析所有这些影响时尚和衣着的因素是怎样发生相互关系的：时尚怎样建构着衣着而衣着怎样总是涉及个体对于时尚的创造性解释。这种研究将把爱德华兹的论点当作论证的前提：时尚是既涉及中介又涉及建构的一种现象，这种研究将抵制近来有关时尚的文献中出现的追求普遍性和简单化解释的学术趋向。
解读关于时尚的文献
要解读有关时尚的文献，需要跨越许多学科的界限。在有关时尚的文献中呈现出来的学科与研究路向的分野，进一步证实了利奥波德认为时尚是“杂交产物”的说法（1992：101）。时尚被看作是产业、制造业、市场、设计与美学、消费与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时尚吸引了在不同领域并以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研究的理论家的兴趣。时尚在众多学科所引起的兴趣的不同程度，就使社会学对时尚的相对沉默显得尤其令人困惑。如上所述，人类学相当认真地将时尚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普遍特征来看待，尽管它更加关心的是非西方社会的衣着习惯。对西方社会衣着习惯的分析，特别是分析西方社会时尚的发展变化，这种探索性的工作已经由许多学科在做了，其中一些学科和社会学具有紧密的联系。一个重要的学科就是风俗史研究，它本来是作为鉴定绘画作品的年代的方法而从艺术史中发展出来。这一部分的文献资料旨在探索服装的风格与制作技术的发展，尤其关心高级女子时装和精英阶层的时尚的变迁，而且这种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参看戈斯兰1991，柯勒1963，里贝罗1983，塔兰特1994）。从这些文献中还涌现出文化与社会史的研究如布鲁瓦德（1994）、德·拉·哈耶（1988）以及霍兰德（1993，1994），他们的研究试图对时尚的文化语境作出一些分析，另外还有泰勒和威尔逊两人（1989），他们考察从维多利亚时代直到现代的衣着风格，主要兴趣在于研究“普通”人是怎样穿着的。有关时尚的文献的更进一步的分支包括对于时尚系统的经济与技术方面作出历史的和当代的勘察（参看利奥波德1992，法恩与利奥波德1993），还有查普吉斯和恩罗（1984）、科伊尔（1982）、埃尔森（1984）、菲泽科利（1990）、罗斯（1997）诸人的研究，他们的兴趣主要是考察时尚系统中那些从事血汗劳动的工人所遭受的剥削。文化研究还探讨当代的时尚系统（阿什和赖特1988，阿什和威尔逊1992，戴维斯1992，克雷克1993）。另一些人则研究时尚呈现的本质（布鲁克斯1989，伊文思和桑顿1989，刘易斯1996，尼克松1996）。这些研究工作一直由一些理论的视野所决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分析（利奥波德1992），结构主义（罗兰·巴特1985），语义学（海布迪基1979），精神分析学（弗吕格尔1930，刘易斯和罗莱1997，尼克松1996，西尔弗曼1986），社会心理学（所罗门1985，车龙1997）以及后结构主义（恩特维斯特尔1997a，1997b；尼克松1996，威尔逊1992）。
我想探讨的是这些学者在研究时尚时所采用的多样化的研究进路。超越这些文献所隐含的学科的界限，我们可以重点考虑三种研究进路，它们并不取决于学科的分野，而是取决于它们所提问题的类别以及他们所采用的理论策略与方法论取向。第一种进路是以提出诸如人为什么要穿衣服这类问题为出发点的，其实这种问题只能将人们引向过于简单的答案。上述文献中蕴涵的第二种研究进路则试图提出更加精密而周到的分析，其兴趣中心在于探索时尚与“现代性”的关系。尽管它们所研究的范围相当宽阔，但是上述两种研究进路并没有提供一种对于时尚在日常衣着中是如何“被经验到”以及如何“被实践”的那种具体的考虑。它们所提供的对于时尚的理论形态的探讨，结果只是对于作为实践活动的“衣着”的忽视。另外它们也没有考虑到时尚和身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它们只是把时尚当作社会的与交流的现象来对待，而没有把时尚当作一种身体现象来认识。第三种研究进路更少考虑理论形态的解释而更多研究一种文化中的特殊的衣着实践。对于实践的关注可以从近来的一些人类学著作中看出来（巴恩斯和艾彻1992，弗里曼1993，胡德伐1991，韦纳和施尼德1991），这些作者研究的是文化蕴涵、意义以及围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