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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亚文化群，在引导他们的成员接受某一特殊衣着风格的时候，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在解释和理解衣着风格时，我们可以引入“亚文化资本”的概念（桑顿1995）。正如布雷克（1985）所指出的，不仅对亚文化群内部还是外部的人们标明亚文化群身份特征，衣着风格都是非重要的。在他的现在已经成为经典性的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海布迪基（1979）就已经考虑到服装风格在亚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指出，亚文化有时甚至可以说已经侵占了消费文化，亚文化的方式是使用一些特定的用品为其专门的用品，以致这些用品竟然成了某一种亚文化自身的速写：比如，机器脚踏车之于“摩登派”，安全别针或故意撕成碎片的服装之于“朋克”青年。这种侵占或者说“占用”，说明亚文化群用他们自己的定义使这些用品“变调”了，即颠覆了这些用品在主流文化中本来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穿着花哨热衷摇滚的特狄男孩（TeddyBoy）穿萨维尔罗的绅士服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这些人的恶作剧的仿穿，这一类服装就因为加进了某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把它原来的作为上层阶级服装的意义完全“变调”了。在特狄男孩身上，1940年代流行的上衣肩宽而长、高腰裤的“佐特装”（zootsuit），也因为带有威胁性的工人阶级的挑衅意味而彻底“变调”了（科斯格罗夫1989）。
还有一种影响个体对衣着作出选择的因素来自职业。职业的因素并不会影响一切关于衣着的取舍，职业影响人们的穿着主要表现在日常工作环境中，日常工作条件下的穿着会让人们花去相当可观的时间、精力和开销。工人阶级或中下层人士的许多职业在工作的时候规定必须穿制服，或者会颁布清楚的着装条例，明确规定服装的类型以及适宜于工作的颜色。但是另一方面，有专门知识或特殊训练的职业，通常其衣着的规定就比较宽松，也允许个人各行其是。正如我对于职业女性的衣着选择的分析所显示的（恩特维斯特尔2000），不同的职业环境展示了不同的衣着规定：法律和银行部门比起新闻和艺术部门来，其追求时尚的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在这些限制中，个体的职业化的女性展示着什么是或什么不是适合于工作的穿着。
最后，尽管我们一直讨论的社会因素调节着日常的衣着，但它们自身并不为特殊的阶级、特定年龄或职业的人群提供为某一人群所独有的统一的衣着模式。大多数人并不会在所有场合穿着同样的衣服，而是会让他们的穿着适应他们要进入的特定的社会语境。在某些年轻亚文化比如“摩登派”人群中，情形就是这样：如海布迪基（1979）所说，“摩登派”青年使他们的衣着适应工作（通常是文书工作）和“周末”的不同要求，在周末，他们会为了诸如穿着等亚文化活动而倾注更多的关心。因此社会环境在影响人们的衣着选择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现在把话题转移到性别上来。性别也许是影响着装的身体在其所遭遇的大多数社会环境中的衣着实践的最重要的因素。时尚“总是被性别纠缠着……总是制造并再制造着性别的界限”（威尔逊1985：117），因此任何关于衣着的考虑都不能无视性别。我们在第五章将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里有必要首先指出，我们恐怕很难将性别看作是一种游离于阶级、同等地位的人群以及职业的一个孤立的范畴，因为性别概念也正被这些因素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并且根据不同的社会语境而建构着。性别的准则变化幅度极大，它取决于特定社会语境中各种起作用的因素。比如裙子，本来是非常带有性别规范的一种服装，在西方社会几乎只能由女子来穿的，而且经常很清楚地规定着具体的穿着方式，比如在豪华餐厅和夜总会，人们总是希望妇女看上去“富有女性味”；或者，还会受到社会习俗更加微妙的强制性规范，比如在商业、政治或法律行业的工作场所，女性穿裙子，就普遍认为是“可取的、妥当的”。然而，如果她们的职业与生活方式没有这种要求的话，有一些女性也许从来都不会穿裙子；而在另外许多场合，男人却可以穿裙子（比如在苏格兰正式的仪式上，在俱乐部的“酒会”上，在先锋派的时尚活动上，等等）。如果时尚“被性别纠缠着”而且经常扮演着性别界限的角色，那么性别究竟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它究竟如何被纳入到具体的衣着，则是千变万化的，完全视社会语境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而定。性别通过这些因素折射出来而且在不同的处境中以不同的方式被制造着。
上述讨论指出了时尚的复杂性，说明我们有必要运用一种对于时尚的特殊的解释方法来考察时尚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促动的关系。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衣着还需要我们了解更加宽广领域的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影响着个体的着衣决定，还要了解到，时尚是重要的但绝不意味着它就是唯一的影响日常衣着的因素。
第二部分 建立时尚和服装的理论第10节 研究时尚和衣着的方法
社会学与时尚
社会学对时尚的忽视，反映了时尚在艺术领域远比在社会科学领域更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时尚最粗略的考虑也可以显示出它既作为个人的也作为社会的、既是主动的也是结构性的、既是创造性的也是受到其他因素控制的现象的社会学上的重要意义：一句话，时尚是我们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活动的一个最好的例子。（爱德华兹1997：1）
正如上引爱德华的一段话所指出的，时尚一直被社会学严重忽视了，对这一事实，他的解释是时尚在艺术中的历史地位过于重要以至于使得人们忽视了它在社会学领域应有的地位。如果我们考虑到时尚对于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发展与特征的形成上一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忽略是很令人惊讶的，而且在今天，时尚还一直是一个具有深远的经济与文化意义的重大产业。再者，如果我们考虑到时尚在决定我们的日常衣着方面是如何的重要，时尚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的社会性呈现方面是如何发挥着主要的结构性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社会学确实严重地忽略了时尚的意义。
社会学至今仍然没有着手研究时尚以及在西方社会所发现的日常衣着的形式，个中原因尚不清楚。不过，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社会学在19世纪肇始之时，就把自己的兴趣重心放在了研究人们的社会活动以及理性问题上面，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人的身体在后来成熟的社会学研究中很难成为其当然的研究对象，因而也意味着社会学必然会忽略人们的身体实践以及围绕身体实践的衣着行为（本索尔1976，贝特洛1991，特纳1985）。再者，正如波尔希默斯（1988）所说，西方社会一直认为对身体的修饰无足重轻，是朝生暮死的无用之物，不值得认真对待，这一生活现象就是这样被轻易地打发过去了。时尚也未能免于这种偏见的歧视，这种偏见阻止了时尚被严肃认真地对待的可能性；相反，时尚一直被视为浅薄、轻浮、琐碎、无理性、浪费以及丑陋的现象。贝尔认为，“正是这些看上去琐细浅薄的问题，也正是将我们的剪裁的决定与人类高贵的灵魂上的热情联系起来的事实上的不可能，使得衣服对于那些试图理解他们的同时代人的人们来说不是无关紧要，而是更加重要了”（1976：16…17）。
即使试图以严肃的方式看待时尚的少数几种古典的研究也不幸落入了这种偏见之中（博德里德1981，弗吕格尔1930，凡勃伦1953；见威尔逊［1985］对上述这些作者的考察）。使时尚更加容易受到谴责的另一个原因是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