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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有许多人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就不可能完成本书。感谢北伦敦大学从一开始就对我的研究表示支持，并给了我1999年春夏之间的研究假期来完成手稿。还要感谢北伦敦大学我的同事们这段时间对我的支持，特别是伊丽莎白•；威尔逊，承蒙她的好意，审阅了本书初稿，并自始至终支持我的研究工作。
我也要感谢米利•；威廉森和德斯•；弗里德曼承担了我的大量琐事。我还要感谢北伦敦大学的同学们在讨论班上对本文内容的热情交流探讨。另外还要感谢雷娜•；刘易斯和肖恩•；尼克松对我的鼓励、建议和精神上的支持，这些对我在不列颠图书馆开始研究的那段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本书的一些想法源于我的博士论文，所以我也要感谢古德史密斯学院的同事们对我的鼓励。我要特别感谢海伦•；托玛斯督促我的研究，给我以精神指引和一贯的支持。我还要感谢保罗•；菲尔默、罗斯•；基尔、克里斯•；詹克斯、西莉亚•；吕里、安吉拉•；麦克罗比和米卡•；纳瓦有益的评论，感谢露丝•；撒克里在编辑方面细心的建议。维多利亚和阿尔贝特博物馆图画部的工作人员悉心地为这本书寻找插图。最后，我非常感激唐斯莱特自始至终的指导、精神陪伴和编辑上的建议，也感谢他每天晚上都能让我吃到可口的饭菜。他的支持与鼓励，我无以回报，自当永志不忘。
序引言
时尚关乎身体：它依身体而制造，借身体以推广，并由身体来穿戴。身体是时尚倾诉的对象，身体在各种社会场合必须着衣。不仅在西方，其他地方也日益如此，时尚构成了我们许多的穿着经验，虽然正如我在本书里所讨论的，在日常生活中，时尚并非唯一影响衣着的因素，因为别的因素，像性、阶级、收入和传统，也同时发挥着它们的作用。时尚的衣着是体现当下审美趣味的衣着；它是特定时刻被定义为可心、漂亮和流行的衣着。在表达当下审美趣味和推出一定服装品种方面，时尚为日常衣着提供了“素材”，而日常衣着乃众多团体在不同场所运作的产物。理解时尚，需要理解在时尚系统中运作的这些不同团体之间的关系：服装学院和学生、设计师和设计室、裁缝和成衣匠、模特儿和摄影师，以及时尚杂志的编辑、批发商、零售商、时尚买手、商店和消费者。换言之，研究时尚，视线要在生产、销售与消费之间不断移动：没有难以数计的裁缝和成衣匠，就没有服装可供消费；没有诸如时装杂志记者等文化媒介对时尚的推广，作为当下风格的“时尚”就难以远播；没有消费者的接受，时装就会被搁在工厂、商店和衣柜，无人问津。因此，当我们谈论时尚，我们同时也是在谈论服装生产和推广彼此交叉相互作用的诸多团体，一如“穿着打扮”时个体对他们的身体所施行的各种行为。
在他们对时尚的考察中，法恩和利奥波德（1993；并见利奥波德 1992）认为，时尚是个“杂交的主题”：研究时尚，需要理解“高度碎片化的生产方式与同样多变且往往反复无常的需求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法恩和利奥波德 1993：93）。因此，时尚研究所处理的关于时尚的“二元概念”就包含着“文化现象和偏重于生产技术的制作方面”（利奥波德1992：101）。但是，这种杂交性通常并不为那些关注时尚或此或彼的特征但却无视生产与消费的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文献所知。照利奥波德的说法（1992：101），这种二元性导致了一种分离的状态，“在这种分离状态中，消费与生产的历史平行发展，互不相干”。事实上，消费的历史勾勒出了对于某个产品的需求上升与回落的轨迹，并将之与社会变化联系起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个体心理或时髦的物件本身，把它当作“在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流行的文化与社会价值的体现”（法恩和利奥波德1993：93）。在这类文献中，生产变成被动的，它不仅被解释为消费者或个体要求的反映，而且往往被解释成对妇女的反复无常的（非理性的）欲望的反映。第二种着眼于生产方面的关于时尚的研究抓住了工业的历史并且也研究供给的历史。这种文献描绘出技术领域的创新，同样也关注时尚产业中劳力的组织与发展。它为需求增长的原因提供了一般性的假定，却看不到这种增长的具体内容，也看不到特定服装市场需求的具体特征。因此，正如利奥波德所论证的（1992：101），服装工业的历史无助于我们理解“时尚系统”。更有甚者，这些文献的不同部分并不能彼此联系起来而为我们提供一种综合考察的路径。
法恩和利奥波德提供了一个对时尚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的范例。他们指出在分析时尚系统时我们必须考虑历史的具体情况，他们论证说，在时尚系统的内部，存在着服装供应方面的差异。并不存在单一的“时尚系统”，只有为不同的市场提供服装的一系列系统。大批量的生产之外，“量体裁衣”的小批量服装生产系统在专做订货的裁缝那里坚持着，它们的生产、市场、供应和消费模式，与专门为高尚街区服务的工业化生产颇不相同。对时尚的全盘考察，需要了解时尚工业内部诸多不同的习俗，并将生产和消费中的诸多具有决定性联系和交叠关系的习俗放在一起予以考虑。但是，社会学理论很少尝试去跨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鸿沟。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心理学一直倾向于关注消费的方面，同时经济学理论、市场和工业历史则一直倾向于考察生产的发展。本书提供了这类文献的一个摘要，这样做的时候，既考察关于消费的文献，也考察关于生产的文献，尽管对前者的考虑会更加详细一些。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这种工作的当代意义，1980年代以来，研究消费方面的文献与研究生产方面的文献相比显得更有价值。这意味着，本书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在生产和消费文献之间的划分：只有第七章特别研究关于生产的文献，其他各章则更加关注消费以及时尚的意义。但是，我同意法恩和利奥波德的意见，这只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关于时尚与服装的新的研究，需要论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我将在本书中论证，对于时尚和服装的社会学的考察，必须了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各种关系，必须同时考虑不同的中介、机构、个人与习俗之间的联系。
我还将论证，这样的研究需要把时尚与日常衣着联系起来，因为这二者也是紧密地彼此联系在一起。时尚对于日常衣着是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只有当时尚被翻译成对个人而言的衣着时，它才受到广泛的认可。然而，也是在这里，在文献内部，在关于时尚的研究（作为一种系统、理念或者审美趣味）与关于衣着的研究（作为给予衣着与修饰的个体实践以意义的行为）之间，出现了差异。社会学、文化研究、服饰史和心理学所提供的关于时尚的文献倾向于理论化的研究，而并不考察时尚借以翻译为日常衣着的各种复杂机制。在许多这种文献中，“时尚”往往被当作一种抽象系统来研究，而理论的解释不过是寻求对于这种抽象系统的神秘运作的分析罢了。另一方面，关于衣着的研究，主要由人类学所提供，它倾向于实证的认知，它考察特殊社群和特定个体的日常衣着，而且因为它们主要关注非西方与传统的社群，所以就较少过问时尚在西方的存在。心理学家关于衣着的考察也是有其局限的，因为他们关于穿着实践的解释，往往倾向于个案的研究而非社会群体的考察。在本书中，我将论证，在时尚与日常衣着之间的这种差异，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分离一样，也是成问题的；我建议，应该建立一门研究时尚/衣着的社会学，它将成为沟通文献的这些不同部分的桥梁，它将关注时尚决定衣着和衣着解释时尚的方式。这种考察将克服把时尚具体化并将时尚当作一种抽象系统来对待的倾向；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论述的，这种倾向导致了过于笼统和简单化的认识，而无视时尚的复杂性。这种过度理论化的文献，疏于考察时尚在文化中被定位的方式，以及人们在其日常穿着经验中解释、接受或拒绝时尚的方式。换言之，这些解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时尚经验了无干系。
第一章提出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