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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正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我们应当反对偏狭的“过度内向型”经济，因为它偏离了这些最优比例；但是我们同样必须反对“过度的外向型”，因为它也同样偏离了上述的最优比例，从而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
我们可以说，正统国际经济学在确定最优的对外依存度时，所依据的理论原理可能不对，但是最优的对外依存度本身是肯定存在的。偏离了这个最优的对外依存度不仅意味着扭曲了资源配置，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降低了长远的发展速度。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对外贸易所占比例过大是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的。
造成对外贸易、进口或出口比重过高的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给予进出口以特殊的优惠，从财政补贴、减税一直到直接指令性的信贷和实物资源的支持；第二个原因就是外资特别是外债的流入和流出。从理论上说，这两个因素都可能使一国经济偏离上述的最优比例，从而降低其效率。
如果在国际经济均衡的基础上，一国政府通过财政或信贷方式给出口大量补贴，就会进一步增加其出口；出口的增加会使该国货币的汇率上升，从而使该国的进口也增加。进出口都增加当然会使该国的对外贸易比重高于最优外向型比例，形成“过度外向型经济”。这种过度外向型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可以近似地用实际上给予出口的补贴来衡量。在东亚各国的那种政府干预很多又有意识地追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经济中，这样一种过度外向型经济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不过，更可能造成过度外向型经济的是上述的另一个原因：国外资金的过多的净流入和净流出。在上边所说的那种真正的国际经济均衡状态下，一国的资本净流入状况取决于它与国外相对的资本盈利状况。这种状况下的那个资本净流入量是使整个经济的效率达到最高的最优资本流动量。净流入的国外资金比最优流入量大会造成过多的净进口，使进口占总产出的比例高于最优进口比例，净流出国外的资金比最优流出量大会造成过多的净出口，使出口占总产出的比例高于最优出口比例，二者都会造成某种“过度外向型”的经济。
更重要的是，过多的资本净流动本身就会造成过大的对外贸易规模。只要资本净流出国存在着过剩的生产能力，资本流出国的企业完全可以在本国购买设备和原材料，然后将其出口到流入资本的国家进行海外投资。这样以实物进行的投资不要求进行货币兑换，不会影响两国间的货币兑换率，甚至可以完全不影响两国间的实际汇率，从而不会影响两国之间原有的进口和出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出完全变成了流出国的出口增加和流入国的进口增加。
一般地说，资本流出或多或少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当一国向另一国流出的资金采取货币形式时，它当然会在以货币形式流动时使流出国的货币贬值。但是，只要这种流动是表现在实物上的真正资本流动，流入资金的国家就必定要增加从流出国的净进口。流入国的货币因此要兑换流出国的货币以购买其产品，这种货币兑换本身又使资金流出国的货币相对升值。这样，这种实际的资金流出过程使资本流出国的资金经过了两次货币兑换：一次兑成流入国货币，使流出国货币贬值，另一次又兑成流出国货币，使流出国货币升值。最后的净结果是升值还是贬值是不能先验地断定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的贸易规模会增大，因为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大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流入资本的国家用流入的资金购买资本流出国的产品时，资本流入国在任何实际汇率上的国际购买力都增加，这本身就增加了资金流出国的出口和流入国的进口。这是实际的资本流出增加国际贸易的“非汇率效应”，因为它的作用与实际汇率对贸易的影响无关。
凡是实行广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都可能出现上述的这些情况。而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的真正特殊之处，在于它是通过过多地吸引外国资金流入而造成对外贸易上的“过度外向型经济”。
当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我们几乎无法精确地判断一国的最优资本流动量到底是多少，从而很难断定现实的国外资金净流入量是否已经大于最优的资本流入量。但是从事后的角度反倒可以提出一个几乎万无一失的标准——只要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了不能偿还外债的危机，我们就可以断定它的经济是或者将会是过度外向型的：它在外资净流入时进口过多，从而进口占总产出的比重过高，而在靠资金净流出偿还外债时则出口过多，从而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过高。在这样一个先过度借债再被迫还债的过程中，该国的对外贸易占整个总产出的比重平均起来在整个时期中一般地会过高，从而使它的资源配置偏离了最优的国际经济均衡。这是因为偿债危机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标志，表明该国早先借入外资的数额太多，大大多于它与国外相对的资本盈利状况所决定的那个最优数额即资本的最优流入量。
当资金的流出流入都要通过货币市场来进行本币与外币的兑换时，过多的国外资金净流入会使本国货币的汇率过高，从而增加进口、减少出口，以实现更多的资金净流入；过多的资金净流出国外会使本国货币的汇率过低，从而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以实现更多的资金净流出。如果资金的国际流动只是这种单纯的货币资金流动，那么更多的国外资金净流入或更多的资金向国外净流出究竟能否增加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一个先过度借债再被迫还债的过程能否提高整个时期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这要取决于在国际经济均衡的汇率水平基础上汇率上升和下降时进口的变动与出口的变动哪一个更大些。
这里会出现种种复杂的情况组合，无法简单地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国外资金净流入过多从而本国汇率过高时，一国的进口会过多；当资金净流出国外过多从而本国货币的汇率过低时，一国的出口会过多；而当一国先过度借债再被迫过多地出口还债时，由于该国承担了过多的利息负担，在这一过程的整个时期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很可能会过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使资本的国际流动总的来说增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这个原因就是前边所说的实际的资本流出增加国际贸易的“非汇率效应”。
综合国际资本流动对贸易的上述两种效应，实际的、真正的国际资本流动本身会增大国际贸易规模。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指出，资金的支配者们常常会对一国的盈利前景作出错误的预期。这就使一国的资本净流入量常常会偏离最优的资本流入量。而在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政府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国外资金，常常尽量制造高回报的印象，这就特别容易使国外投资者形成错误的过高盈利预期，从而特别容易造成资金先过度流入再过度流出的过度外向型经济。在1997年的货币金融危机前后的一段时期中，东亚的各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变成了这种类型的过度外向型经济。
在衡量一个“外向型经济”是否“过度”时，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判明它吸引外资是否过度。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明确：任何国家吸引外资都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吸引外资将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并且最终引起国际性的货币金融危机。而一国吸引外资的合理限度则是由该国国内的资本盈利率与国外的资本盈利率的差别决定的。
当然，过度的外向型经济虽然降低了当前的经济效率，如果它能够提高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长远看来它可能仍然值得实行。但是，下一节的分析将说明，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外向型经济并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使经济发展速度达到最高。这也适用于我们前边说过的广义的外向型经济。
1997年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已经宣告，靠狭义的“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