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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恰恰相反，笔者本人觉得很有必要写这样一本书，因此才与杨帆的提议一拍即合；书中的论点更是笔者本人多年来反复思考的产物，笔者自己也不能保证它们都与杨帆的观点一致。因此，尽管本书是杨帆建议的产物，书中的一切观点、论述以致错误，都只能由笔者本人负责。
第一章 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
本书所要清算的有关经济问题的种种错误思潮，都是已经、正在或将会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作为全书开篇的第一章，本章首先要系统地列举这些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在以后的各章中，将分几个方面，详细地说明这些主张或信条的有害之处。
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
这些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绝大多数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称号概括，这个称号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清楚地表达了这些经济信条背后的共同理念。几乎所有这些信条实质上都是主张，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而按照这些有害的信条去作，最终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导致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而所有这些，又都装饰上了“改革开放、发财致富”这样的冠冕堂皇的招牌。
所谓“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当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流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有着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国际上的这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体现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这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大都愿意将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两位老头子奉为鼻祖。在经济学和社会哲学这一类的学术思想上，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大都不过是在拾国际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牙慧而已，而且他们捡来的多半都是其中最肤浅的说法。
但是，绝不能因此就把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看成是外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翻版。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国际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共同理念之外，加上了许多自己的特殊创造，因而形成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自己的特色。这些中国的特色在学术上几乎没有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增加任何东西，它的中国特色基本上都是一些简单的观点或政策主张，而对这些观点或主张没有作任何学术上的论证。不过，这些观点和主张倒是满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的特色：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还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它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那些急于埋葬社会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往往充满了贪婪、残忍的精神和对现代社会、现代科学的无知。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所特有的那些观点和主张，体现的就是这种贪婪、残忍和无知。
对这样的贪婪、残忍和无知，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些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一定也会为之汗颜。也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有点社会良知、但又自命为自由主义者（其实是“正宗”的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如秦晖、徐友渔、何清涟等人，都耻于与这些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为伍。可惜的是，中国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们并不承认何清涟等人是经济学的“圈里人”。
这里有必要说明两点：
首先，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国际上曾经风行一时，但是它并不构成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而只是当代西方国家经济学界中的右翼。当代西方国家中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主张国家干预和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取一种折衷的态度，真正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并不很多。诸如美国的供给学派之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其实在经济学界的圈子中信徒很少。
而这些在西方国家中没有多少支持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近年的中国倒往往被奉为人人必须听从的权威。这一方面表现了中国知识界喜欢跟潮流的特色，另一方面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学界主流中的右翼倾向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本书在谈及西方的经济学说时，当然不能以中国人无知的偏见作真理。在本书中，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述总是把它严格地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区分开来。
其次，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一直有很大的差别，决不能把它们简单地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为同一个“主流经济学”。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形式化的分析框架和一套完整的理论原理，而最近20年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并不具有这些东西。严格点说，到底什么是最近20年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这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这20年中中国的经济学变化得太大太快，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停止这种变化，也仍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统一的风格。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本书当然只能非常小心地使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且一定要把它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非常严格地区分开来。可以说，即使我们真能指出近些年我国有一个“主流经济学”的话，这个“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别，肯定比本书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笔者将本书中清算的那些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从西方的经济学说、特别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中借用的思想观点，或者是它们二者共同的观点和主张；另一类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独特的创造，他们独创的这些观点和主张，无论其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都不能归之于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的影响。
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思想材料
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有一些可以归咎于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说，特别是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当然，这些信条能在中国流行，主要也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愿意相信它。而这些信条所表达的那些想法，往往也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自己早就形成了的，并不是他们从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说那里学来的。但是，他们与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对这些经济信条有共同的信念，从而在这方面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那里得到了学术上的支持。那些有一点学术功底和理论修养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更是经常喜欢引证西方的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以证明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之正确。
有鉴于此，笔者干脆将这些信条在学术上最强的支撑点找出来，把它们算作源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误人之见。
这些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找到根据的经济信条包括：
1。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特别是市场经济中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而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体现为企业的资本金由私人所有，企业归私人所有。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直到现在也没有用令人信服的形式化分析来论证，为什么私有企业（特别是资本金由私人所有的企业）一定比公有企业有效率。对于喜好形式化分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倒是经常有一些受过西方主流经济学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如奥斯卡。兰格等，提出和论证了相反的论点，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企业公有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经济效率。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资本金和企业归私人所有看成是经济活动的不容质疑的前提。当然，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那里，资本和企业由私人所有只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给定的前提条件，它是由经济分析所论证的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是一个理论上假定的给定的事实。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并没有进行专门的形式化分析来论证，它的这个私有制前提对于经济效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把私有制当成是理论分析上给定的出发点这个事实又反映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确实是把资本和企业的私人所有看成是经济活动有效率的一个必要前提。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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