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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经济政策指导思想，倒是值得我们吸取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只能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为己任，全体人民的福利是我们衡量任何制度和政策的根本标准。对我们来说，指导经济政策的准则只能是：在现有的无法突破的实际条件限制下，尽可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使全体人民的福利最大化。
按照这个标准，“改革开放”不应成为衡量和指导经济政策的根本准则，这是不用多说的。
根据字面的含义，“改革”的意思是改变制度和政策，当然这必须是向着“更好的”方向的改变。把“改革”当作指导经济政策的准则，这意味着“不管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只要改变经济制度和政策，就是好的制度和政策”。这话听起来象是绕口令，实际上也确实是行不通的——一种制度或政策如果没有别的作用，只是造成“改变”制度和政策，那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制度或政策，因为它会改掉任何制度或政策。
把“改变制度和政策”当作经济政策的准则，这必然导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改掉任何现存的制度和政策。其结果将是不仅改掉了那些“不好”的制度和政策，也改掉了许多“好”的制度和政策。其实近年的改革中就改掉了许多能够增进人民福利的好东西。从我们主张的经济政策准则来看，这是极其荒谬的——我们应当改变的只是不利于增进人民福利的制度和政策，而对于有助于最大化人民福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却是应当坚决保护和加强。
主张“以改革作准则”的人会辩护说：我们说的改革是向“好”的方向改变，我们要改的只是“不好”的制度和政策，没想改好的制度和政策呀！可是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改革”这个准则里根本就没有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实际上，判断一个经济制度或政策“好”还是“不好”的唯一准则，只能是它对人民的福利的意义：有助于最大化全体人民的福利的制度或政策就是好的，不利于最大化人民福利的制度或政策就是不好的。但是这样一来，指导经济政策的准则就又变成了人民的福利，“改革”并不是最终的指导原则。“以改革作准则”的主张要想有任何实际意义，它就必须把最大化全体人民的利益当作经济政策的最终指导原则。
如果把“开放”当作指导经济政策的准则，则上边所说的那些问题将会显得更加突出。
按照字面的含义，“开放”意味着向外国的产品、资本、企业和个人开放在本国的经营机会，使外国的产品、资本、企业和个人有在本国经营的自由和权利。从表面上看，这是含义非常清楚的经济政策准则，它把应当怎样作说得清清楚楚，而绝不象“改革”这个经济政策准则那样含义不明。
可是实际上，这样的“开放”只能是一次性的政策改变的指导原则，否则就不能是指导经济政策的准则：如果以“开放”来衡量经济政策，那么当然只能是越开放越好。这样一来，任何时候最适当的经济政策都只能是一下子彻底开放，让所有的外国产品、资本、企业和个人都在本国有完全的经营自由。这样，任何不彻底开放的政策就都是不合乎“开放”这个经济政策指导原则的。
？可是谁都知道，世界上几乎就没有哪个国家实行过真正“彻底开放”的经济政策，更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一下子“彻底开放”。本书后边的分析将会说明，不“彻底开放”才是真正理智的经济政策。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哪个国家在实际的经济政策实践中真正把“开放”当作指导经济政策的准则。这就是说，“开放”不是指导经济政策的准则，在中国也不应当是。
主张“以开放为准则”的人也会说：我们并不主张一下子彻底开放，而只是主张一步一步逐渐开放。我们主张在开放的每个阶段都以“适当的”措施来实行“适当程度的”开放。
可是这样一来，主张“以开放为准则”的人又会面临那同一个问题：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哪些措施、什么样的开放程度现在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实际上，判断开放的措施和程度“适当”还是“不适当”的唯一准则，也只能是它对人民的福利的意义：有助于最大化全体人民的福利的开放程度和措施就是好的，不利于最大化人民福利的开放程度和措施就是不好的。但是这样一来就又回到了我们一再强调的那个命题：指导经济政策的准则只能是人民的福利，“开放”也不是最终的指导原则。“以开放作准则”的主张要想对制定经济政策有任何实际意义，也就必须把最大化全体人民的利益当作经济政策的最终指导原则。
明白了指导经济政策的真正准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围绕经济政策所进行的辩论中，以“反对改革开放”作武器来压制吓唬对手，是何等地没有经济学气味。
对于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家来说，是否“反对改革开放”本来是一个不值得一顾的问题：它既不是一个经济科学上的学术标准，也不是经济政策上的一个清楚的纲领。它本来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号，围绕着这样的政治口号来思考问题，那只能是政治家的事情——而且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作的事情。真正关注这样的政治口号的，只应当是政治上的宣传家或鼓动家。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竟然有那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被这样一个口号主宰着思维，一听到“这是反对改革开放”立刻就神经紧张起来，该说的也不敢说，连该想的都不敢想了，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国经济学的悲哀——它说明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没有摆脱按政治标准考虑经济问题的政治宣传员身份，还没有达到理性地独立思考问题的起码科学态度。
就其本质来说，“反对改革开放”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帽子，它与当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具有同样的性质，起着同样的功能。只不过一者以“右”的面目出现，一者以“左”而自相标榜而已。
我们前边的语义分析已经说明，从科学性上说，“改革开放”和“反对改革开放”这样的标准是没有任何科学含义的，因为没有任何科学的标准能哪怕是稍微有点准确性地告诉你，怎样就算是“改革开放”，怎样就不算“改革开放”。任何有点科学良心的经济学家，都不应当在严肃地谈论经济政策问题时使用这样的衡量标准。而从指导经济政策的实践功能上说，这种标准也没有任何可操作性。任何真的想按这样的标准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的人，最后都只能是按政治口号来决定经济政策，把整个经济搞得一团糟。就这种思维上的非科学性、实践上的有害性来说，“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和当年的“反革命”帽子其实是一样的。
进一步从定义明确这样的科学性程度上来考察，说句老实话，“反对改革开放”这个政治帽子还不如当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些政治标签。那些政治帽子毕竟有实在的内容和可衡量的标准：“反党”指的是反共产党；共产党有组织、有领导、有行动纲领，这样就可以有准确的依据来将人定性为“反党”——“反党”就是反对了党的这些组织、领袖和纲领。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那一套，甚至还具体化地包括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将人定性为“反社会主义”的标准，就是反对了这样一套东西。而“毛泽东思想”更是有据可依的——毛泽东写过甚至说过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反对这些由毛泽东表述过的思想，当然就是“反毛泽东思想”了。
从有实在的内容和可衡量的标准这个角度看，“反对改革开放”这个政治帽子和当年的“反革命”称号处在同样一个水平上：它们同样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内容和可以准确把握的标准，因而同样变成了任人随心所欲地解释和摆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