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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书先生”）。名义上也标榜“卖艺不卖身”，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只是不作兴一见面就上床而已。而且夜度资虽然明面上规定为三元，实际上要加上酒席、鸦片、点唱、赏钱等等费用，进一次长三堂子，没有三五十元，是应付不下来的。如果再加上“碰和”（即打麻将）输掉的钱和私下送给妓女买衣服、首饰的“讨好钱”，数目就很可观了。
长三堂子形成之初，朱素兰等人为了保持书寓的“崇高”地位，采取“拉一个打一个”的策略，一方面把长三堂子中既有姿色又善于弹唱的妓女挖到书寓去，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贬低长三堂子，把长三堂子说成是下等妓院。但是终于因为长三堂子里的妓女容易亲近，不像书寓中的“先生”那样摆架子，难于“真个销魂”。结果是长三堂子越来越兴旺发达，终于形成了取书寓而代之的定局。到了这时候，长三堂子又反过来向书寓挖墙脚，把书寓中的佼佼者吸收过来，以招徕嫖客，壮大自己的阵营。
如果说书寓多少还带有一些“书场”的形式，长三堂子则完全按妓院的“编制”组成，最高“领导人”是鸨母，下有男性的账房、茶房、杂役、厨师、轿夫和女性的跟局娘姨、跟局大姐、打底娘姨、打底大姐等；更高级的妓女，还有专门的梳头娘姨。长三堂子一般由老鸨独立经营，但也有妓女自己开张的。如果资金不足，可以和别的妓女合伙，甚至可以和娘姨合伙，形式跟股份公司相近。
长三堂子中的妓女，身份比较复杂，第一类最上等，是鸨母的亲闺女，比较自由，受虐待的时候比较少。第二类是有“自由身”的妓女，她们可能是自愿做妓女以此赚钱的，也可能是向鸨母赎身出来继续做生意的，她们与妓院老板的合作方式有两种：一种叫做“借房间”，即向妓院租用一套房间，自带娘姨和小大姐儿，除了酒席委托妓院的厨师代办单独结算之外，每月付给妓院一定的月租，和今天的“租柜台”经营相似。这一类妓女还可以与所用的娘姨合作，即娘姨出一定的资金入股，称为“带档娘姨”，每月或节下按股金多少与妓女“拆账”也就是分红。另一种方式叫做“自混儿”，也就是妓女以自己的身子做本钱在妓院入伙，每月或节下直接与老板拆账。第三类叫做“搭班儿”，是“本家”送来入伙的妓女。本家可能是妓女的亲父母，也可能是花钱买来的“摇钱树”。搭班儿妓女本身不与鸨母发生经济上的来往，出卖色相皮肉的钱，都让“本家”给拿走了。第四类叫做“讨人”，是妓院老板花钱买来的女孩子，经过调教以后让她接客。
长三堂子的妓女，通称“倌人”，出处不详。又分为两大类：正式留客过夜以前叫做“清倌人”，清倌人第一次留客，叫做“开包”或“开宝”，比较隆重，一样披红挂彩拜天地，称为“点大蜡烛”，色艺较好的清倌人破身，除了高昂的“开包钱”，还要做几箱子四季衣服、满房间的家俱、床上的被褥衾枕以及金银翡翠的各种首饰，动辄好几千两银子。一般说来，长三堂子里的清倌人破身并不太早，一般也不弄虚作假（嫖客发现清倌人不是处女，要妓院包赔的），不像幺二堂子，一个清倌人开包以后，往往还要冒充处女，接连几次“开包”。清倌人破身以后，则称为“红倌人”，也称为“做大生意”，因为清倌人一般年级都比较小，“技艺”也不纯熟，属于“联系生”性质，出局价格比红倌人低。
早期的长三堂子，主要分布在四马路北边的东荟芳里和西荟芳里这两条胡同中，以后逐渐向三马路（近汉口路）和六马路（今北海路）发展。妓女总数：光绪初年约为二百多人，光绪十年（1884）约为三百多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达到四百多人。再过而是二年，据1918年年底的正式统计统计，上海的长三堂子中共有妓女1229人。如果以每一妓女配备娘姨一人、小大姐儿一人、轿夫一人、杂工一人计算，民国初年上海的长三堂子中共有“从业人员”六千名以上。
幺二堂子是上海的二流妓院，以最初（清同治年间）茶围收费一千文、出局一次收费二千文，数目与骨牌中的三点“小至尊”幺二相同而得名。这一类妓女虽然也应条子出局陪酒，但是居住地点、家俱设备和服装首饰都不如长三堂子，身价不如“长三”那么高，留宿也比较随便，颇受中下资产者的欢迎。开创初期生意还好，后期受到下等娼妓的竞争，生意逐渐萧条，不得不自动降低档次，开始接纳商店伙计和工厂工头之类。
幺二的地盘，最初在城北一带，租界繁荣以后，逐渐移到四马路萃秀里一带，每年的九、十月间，幺二堂子都要在门前搭菊花山，以此招徕嫖客。光绪二十年以后，幺二堂子日渐衰落，许多家妓院都挤在东棋盘街一带。那里的房子比较陈旧，有的是旧客栈略加装修，相当简陋。每天黄昏，华灯初上，是妓女吃晚饭的时间，也是堂子里上客的时间。客人一进门，“大茶壶”高喊一声“见客啦”，妓女们不管在干什么，凡是没有客人的，都得立刻到客堂去站班，让人家挑选。凡是嫖客嫖妓，都是憋足了精气神来的，不折腾到天明不罢休。幺二堂子的大房间，都是为客人准备的，没有接到客人的妓女，只能到狭窄的“集体宿舍”去过夜，有时候一张大铺上，要睡五六个人。生活和收入都比长三堂子低得多。据1918年统计，上海的幺二堂子中，一共有妓女五百多人。
野鸡形成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 ）的上海城内，以后逐渐发展到城外。这是连妓院都没有的最下等的妓女，因为民间有“野鸡没窝儿，栖无定所”这样的说法，因此把这种没有妓院的妓女称为野鸡。她们一部分是被典卖或被拐卖的良家妇女，有的还只有十三四岁，没有人身自由可言；一部分是因天灾人祸流落他乡走投无路以后不得已而操皮肉生涯，虽然有人身自由，但已经没有丝毫用处。其中也包括一部分为生活所迫而出卖色相的暗娼。她们一般都是晚间在马路上拉客。拉到客人以后，或住小旅馆，或到野鸡的住处将就一夜。野鸡出来拉客的时候，一般都有一个或两个“娘姨”跟着。野鸡的娘姨可与长三堂子里的娘姨不一样，她们的任务，第一是看住妓女不让她跑掉，第二是动手拉客。只要看见马路上有单身客人特别是外地来沪的客人，先是搭讪询问是不是愿意找个姑娘陪陪，如果不答应，就动手硬拉。
野鸡是上海娼妓中的末流，但是从业人员数量最大。据1918年统计，就已经达六千人。由于野鸡不像长三、幺二那样有固定而公开的住所，因此统计数字一定偏低。抗战胜利后上海的野鸡数量极大，不算四马路上的，单是大世界门口两旁，一到晚上，凡是一老一少站在那里与路人搭讪，而年轻的一个又是浓妆艳抹的，都是野鸡，总数不下四五百之多。
“咸水妹”是专门接待外国水手的妓女，从业者多数是广东姑娘，地点在虹口一带。她们多少会说几句洋泾浜英语，收入比野鸡高，有的以“包月”的形式包给靠岸的外国水手，从外国人手中接来洋装、洋酒，按照外国人的习惯和爱好布置房间，俨然是外国水手的上海住家。
光绪中叶（1890年左右），上海滩出了个有名的荡妇，因为体态丰腴，脸色红润，绰号叫做“白沙枇杷”（白沙是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所产枇杷，黄中透红，又大又甜）。她曾经因为不能与自己所爱的男子同赴巫山阳台而烦恼过。后来推己及人，在上海创办了一种专供男女幽会的场所，叫做“台基”。开头的台基，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旅店而已，到这里来的，必定是一男一女，但绝不是嫖客和妓女，而是已经配成对儿的情侣，女的不是姨太太就是大小姐，男有的则是“使君有妇”的丈夫甚至有了儿女的父亲，他们既不便于让情人在自己家中出入，更不便于被人知道，于是旧由“台基”来提供幽会或住宿的场所，并负责保密。发展到后来，怨男旷女们也找上门来了。他们主要是公司的小职员，还没有成家的小商人，被冷落了的姨太太，因丈夫出远门或有外室而长年守空房的妻子等等。他们的确不是“下贱”的人，但他们都是性饥饿患者。心想找一个性对手，男的不愿意嫖妓，女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男人。于是“台基”又扩展了第二种业务：介绍临时的性对手（女方绝不许是妓女），每次收取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