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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言另一条说：
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
这三难之中，第三项并不重要，可以不论。第一第二两项，即是我们现在所谓“个性的描写”。彼与此无雷同，是个性的区别；前与后无矛盾，是个人人格的一致。《海上花》的特别长处不在他的“穿插、藏闪”的笔法，而在于他的“无雷同、无矛盾”的描写个性。作者自己也很注意这一点，所以第十一期上有例言一条说：
第廿二回如黄翠凤、张蕙贞、吴雪香诸人皆是第二次描写，所载事实言语自应前后关照；至于性情脾气态度行为，有一丝不合之处否？阅者反复查勘之。幸甚。
这样自觉地注意自己的技术，真可令人佩服。前人写妓女，很少描写她们的个性区别的。十九世纪的中叶（1848），邗上蒙人的《风月梦》①出世，始有稍稍描写妓女个性的书。到《海上花》出世，一个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情、脾气、态度、行为”，这种技术方才有充分的发展。《海上花》写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都有个性的区别，可算是一大成功。这些地方，读者大概都能领会，不用我们详细举例了。
① 风月梦──现存四个版本：一、光绪九年（1883）上海申报馆排印本，有邗上蒙人写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自序；二、光绪十年上海江左书林校刊本；三、光绪十二年聚盛堂刊本；四、民国锦章书局石印本（改名《名妓争风全传》）。
四、《海上花》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但是《海上花》的作者的最大贡献还在他的采用苏州土话。我们在今日看惯了《九尾龟》一类的书，也许不觉得这一类吴语小说是可惊怪的了。但我们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用吴语作小说还是破天荒的事。《海上花》是苏州土话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苏白的文学起于明代；但无论为传奇中的说白，无论为弹词中的唱与白，都只居于从属的地位，不成为独立的方言文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
我在别处（《吴歌甲集·序》）曾说：
老实说吧，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这是从“国语文学”的方面设想。若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与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评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南方文学中，自晚明以来，昆曲与小说中常常用苏州土话，其中有绝精彩的描写。试举《海上花列传》中的一段作个例：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多多了。……
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京话产生的文学最多，传播也最远。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与驻防，近年京调京戏的流行：这都是京语文学传播的原因。粤语的文学以“粤讴”为中心；粤讴起于民间，而百年以来。自从招子庸以后，仿作的已不少，在韵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绩的了。但如今海内和海外能说广东话的虽然不少，粤语的文学究竟离普通话太远，它的影响究竟还很少。介于京语文学和粤语文学之间的，有吴语的文学。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南蛮鴂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这是我去年九月里说的话。那时我还没有见着孙玉声先生的《退醒庐笔记》，还不知道三四十年前韩子云用吴语作小说的情形。孙先生说：
憗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书中有音无字之＇ 勿曾＇ 、＇ 勿要＇ 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
这一段记事大有历史价值。韩君认定《石头记》用京语是一大成功，故他也决计用苏州话作小说。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他在例言里指出造字的必要，说：若不如此，“便不合当时神理”。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议论。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我们试引本书第二十三回里卫霞仙对姚奶奶说的一段话做一个例：
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啘。耐啥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阿要笑话！倪开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公！……老实对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为啥放俚到倪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该歇＇ 勿要＇ 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记！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倪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
这种轻灵痛快的口齿，无论翻成哪一种方言，都不能不失掉原来的神气。这真是方言文学独有的长处。
但是方言的文学有两个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
关于第一层困难，苏州话有了几百年的昆曲说白与吴语弹词做先锋，大部分的土语多少总算是有了文字上的传写。试举《金锁记》的《思饭》一出里的一段说白：
（丑）阿呀，我个儿子，弗要说哉。＇ 口罗＇ 里去借点＇亻奢＇ 得来活活命嘿好＇ 口虐＇ ？
（副）叫我到＇ 口罗＇ 里去借介？
（丑）＇ 口五＇ 介朋友是多个耶。
（副）我张大官人介朋友是实在多勾，才不拉我顶穿哉。
（丑）阿呀，介嘿，直脚要饿杀个哉！阿呀，我个天吓！天吓！
（副）来，阿姆，弗要哭。有商量里哉。到东门外头三娘姨哚去借点＇ 亻奢＇来活搭活搭罢。
然而方言是活的语言，是常常变化的；语言变了，传写的文字也应该跟着变。即如二百年前昆曲说白里的代名词，和现在通用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