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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历代帝王成败原因浅析（6）
东吴时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优劣时说：“汉朝灭亡，天下三分，这二人同时生活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投靠了一方之主。孔明从蜀汉开始活动，地盘只有一个州，与大国相比，只占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军队，长驰于岐山一带，意气奋发，大有饮马河、洛的壮志。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之地，仗着兼并的大军，城垒坚固，部队精锐，不敢斩将擒敌，却只能自保而已。假如孔明不是死于五丈原，凉州、雍州（今陕甘宁一带）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还在，战争继续下去，谁胜谁负很明白。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西晋前夕的景帝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帝司马昭，哪个比较贤明？
魏明帝曹睿驾崩，立养子齐王曹芳，托咐曹爽与司马懿辅佐曹芳。司马懿杀了曹爽，大权独揽。曹芳在位三年，司马懿死，儿子司马师被封为景王辅政，废除曹芳，立曹丕的孙子曹髦。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被封为文王，又代其兄辅政，杀了曹髦，立曹操的孙子曹奂。
后来曹奂也被废除，封为陈留王，他让位给司马炎，是为晋武帝，从此进入西晋时期。司马炎称帝即位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天下。到了晋惠帝即位，天下大乱，开始了五胡入主中原的大动荡时代。
虞世南对司马昭兄弟的评价是：“唯有深邃，才能领悟胸怀天下的含义——夏侯玄就是这样的人；唯有机谋，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知，有将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要表现出来。在司马懿诛灭曹爽的时候，司马师镇静如常，其智慧谋略已很明显了。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的时候，被他打得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气概。虽然他在谋略上胜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卫王室；虽然威名震主，但为人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这就很值得赞美了。
他的弟弟司马昭继承了大将军的权柄以后，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在西方，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司马昭部署军政大事不失时机，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他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他想学伊尹、周公，却诋毁有学问、有声望的人。他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门客成济身上，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
干宝的《晋总论》说：“司马懿以雄才宏量，顺应时势，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开始创业，使他能参与筹划军国大事，高明的谋略屡屡成功，终于投身于戎马生涯，三代人驰骋疆场。他生性深沉多疑，有城府，但又宽松容人，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审时度势，处理军务能放开手；知人善任，能采纳、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反复无常的孟达，平定辽东太守公孙渊的叛乱，消灭了与他同时受命辅政的曹爽，临死前还杀了扬州都督王陵。屡次抵抗诸葛亮统率的大军，还要对付东吴配合蜀军的威胁。因此，老百姓一致赞扬他的才能，晋室一统天下的趋势从司马懿开始初步形成。
“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创立的基业之后，内乱有夏侯玄、李丰，外乱有毋丘俭、文钦，这两起反对他的图谋虽然策划周密，还是走露了消息，都被司马氏镇压了。江东一市虽然战乱再起，但他们稳坐京都，一次次想推翻他们的图谋不但都被粉碎，反而使司马家族的基业更加巩固。后来起用邓艾、钟会，长驱入蜀，迅速打败了昏庸的刘禅，刘禅投降，东吴灭亡，建立了晋朝，统一了天下。天意人事，通过这段历史，不得不相信。
“司马氏三代起初接受非同寻常的委任，最后获得军政大权，到了司马炎手里，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司马炎仁德厚爱，勤俭节约，平和而不放纵，宽厚而有断决，所以人人歌颂他们，说国家从此可以振兴了。当时的形势是四海欢欣，万民拥戴，放舟三峡，驰马桂阳，劳役不失时机，江浙都来归顺，铲平了吴、蜀的堡垒，打通与这两处往来的交通障碍。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书同文，车同轨，虽说不是圆满的太平盛世，也基本可以满足了。清明的官吏奉公守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可以称得上是百年盛世。
第34节：历代帝王成败原因浅析（7）
“可是等到司马炎驾崩，皇陵的土还没有干，国丈杨骏被杀，杨皇后被废为庶人，朝中旧臣被诛灭的就有数十家。不久又发生了贾后假传诏书让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司马亮的事件，事后楚王又被贾后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灭。这样杀来杀去，导致了一有危险，都没有人帮助皇室子弟守护城池，而手足相残的事却年年发生。辅相没有尊严，不受人敬重，被杀戮侮辱的灾难却随时都会发生。全国山河没有一座可保安稳的重镇，雄关要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攻破。先是有李特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荆州、扬州等地，继而刘渊在山东、河北等地扰乱，也跟着割据为王，国家开始冰消土崩。二十多年，河、洛地区就荒芜成一片废墟，西北方的胡人纷纷称王称霸，二代皇帝大权旁落，大好河山群龙元首。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只因为树立的接班人权力落在朝廷命官之手，父皇临终托附的重臣不是辅政的人才，国家的法纪不能贯彻实施，临时拼凑的政策反倒频频出台。只要看看阮藉放浪形骸的行径，就可知道礼教崩毁废弃的根由；考究庾纯、贾充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辅相的荒诞乖张；想想郭钦所出的计谋，就可以明白北方各族为什么有机可乘；细看傅咸的奏章和鲁褒的《钱神论》，就可以知道行贿受贿、买官邀宠的明目张胆。民风国势到了这步田地，即便有中庸之才的将相，坚持礼义之治的君王，来治理这样的国家，也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了。即便侥幸出现这种奇迹，也只能在祭祀祖庙的时候看到，在季札听音乐论兴亡的时候见到，范燮也要为之请死，贾谊必然为之痛哭了，更何况，当时的皇帝司马衷还是一个少有的白痴，这样的帝王怎么能面对这样的局势呢！然而，司马家族耀眼的余焰还没有熄灭，所以艰巨的使命又落在了东晋元帝司马睿的身上。”
封建社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因为其政治机制的桎梏，既不可能像议会制那样去选举，也不可能像多党制那样去竞争，而只能在一个极其有限的圈子——皇室子孙中选择，而且必须遵循老祖宗数千年不变的规矩：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可是这一原则执行起来往往变数很多，比方说，前任皇帝常常以遗诏的形式把他的宠姬或爱子钦定为接班人；或者皇帝断子绝孙了，就只能从远房同宗中找继承人；抑或是皇室衰微，朝纲被一权臣把持，那个实已虚设的儿皇帝就不得不退位——美其名曰“禅让”。这样一来，国家兴亡，百姓苦乐就不是取决于什么政治体制，而是决定于情节各不相同的争权闹剧了。
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晋惠帝是晋武帝司马炎的次子。他从小生在宫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又不好读书，十几岁还不识字，只知寻欢作乐，别的什么事情也不问，什么都不懂。有一次，司马衷在御花园玩，听到一片蛤蟆叫声，他问侍从：“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侍从听了捧腹大笑，其中，有个机灵的人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又有一次，天下遭灾，百姓饿死不少，司马衷竟然荒唐地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肉末粥？”
太子糊涂到如此程度，怎么能处理国家大事？不少大臣为此忧虑，晋武帝也不是不知道。尽管如此，司马衷还是当了皇帝。究其实，根源还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切身利益。看看这类历史故事，你就可以知道，不管封建统治阶级口头上说得多么漂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