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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惟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北岛在这篇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当时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它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的某些做法，被其他成员视为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不过是一种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女性。
虽然李南的前夫当时是另一家刊物的成员，但她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歧视的目光、划清界线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李南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的故事，很快就被振开改写成文学版，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的小女儿，一九七七年因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而被牵连入狱。我坐牢时近二十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时只有十七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两人之间的缘分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一九八一年，小玉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似乎是一种命定的缘分，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我们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相遇，我们互相拥抱，激动得流了眼泪。小玉住在天安门附近的晨光街，稍后几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又一次在她家门口巧遇并匆忙告别，她按计划乘当天的飞机返回美国。我们都没想到，怀着四个月大的胎儿，抱着仅一岁大的儿子，途中她因为受到非难，一周之后才抵达美国。
我认为，列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天》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并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在一起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当时的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旦介入其中，将不可避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时至今日，我的这段和《今天》有关的历史，仍然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现实社会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要么你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叛逆者。
《今天》创刊快二十年了，但我相信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当年，对于我这样一个经历了牢狱之灾的女孩子，《今天》就像是从深海里浮动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起，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这是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星聚星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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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青春路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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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迹很难辨认，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让他们用公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一元五角的价格付费。我找的打字员是我们大学印刷厂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在某民主党派办公室工作，我经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子，有时候，她用单位的蜡纸为我们打字会使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钱的确少得可怜。最初都是一张一张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然后折页、配页、装订，大家轮流着没日没夜地干。别人可能想象不到，第三期（诗歌专刊）中的十余幅由钟阿城画的线条画是制成锌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去的。当时，我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工作，我主编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机会。我把《今天》第三期的蜡纸拿去顶着《初航》的名义让校印刷厂印，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是铅印的天蓝色封面，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了风头。尽管如此，它的质量与现在书摊上摆放着的任何一种杂志都无法相比，但是我们的读者来信说：“我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接没有介绍信的活儿。按规定必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开出来的，我从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赂印刷厂厂长，他居然当作学生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和刘念春用肩膀扛回来的，后来大量的封面是通过一凡联系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的。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义把音响设备弄到手，供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因为住校，我只能在周末到编辑部去。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内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厨房、矮棚，我们占用的东厢房是刘氏兄弟的家。按理说，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更愿意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姿态。也就是说，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可行与不可行，而是应该与不应该。当人的正当权利被剥夺，自由的意志受到挑战的时候，是非与价值，只能在另一个层面定义。
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精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自己，要避免学会以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谨和猥琐、小心和怯懦是很难划清界线的。很多人对刘氏兄弟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做的事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对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谁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谁都有弱点和局限性。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东西有距离。很多人崇尚耶稣是事实，没有人能成为耶稣也是事实，这是两个必须同时接受的事实。软弱，大多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个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则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改变信念，是应该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坚守表示不屑，则是不厚道的。对于那些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的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他所标榜的东西去要求他。如果他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也是他必须承受的，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也并不值得特别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