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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回想起来正是“文革”后期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插队的磨练之后，有的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埋头于书本，开始从直觉向学理的层面过渡。在以权力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斗争为背景的“天安门事件”前后，思想活跃、行为激进的，大多是在“文革”初期卷入不深、家庭背景比较简单、但又不失“谁主沉浮”的激情和“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青年，而郭海和他的同学与战友们正是这些人中走得比较远的。
不久，郭海介绍仍在东海舰队服役的战友安晓峰、杨建新来北京找我。他俩比郭海更加健谈，特别是建新，和我一样喜欢文学，平时写些诗、散文自娱。以后他给我写的每封信都是厚厚的，我总是把回信写得尽可能长，最终仍然为不能写得和他一样长而惭愧。山西的朱长胜、赵普光、赵凤岐出差到北京也到我家来做客，我把他们当成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北京的朋友赵一凡。
赵一凡是北京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的活跃人物，对于来自民间的思想有着特殊的敏感。赵凤岐当时是太原市化肥厂武装部部长，据说他掌管着全厂上千个民兵和几十支枪，后来这成为他试图武装推翻政权的罪行之一。赵还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按照推理，他应该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这样两个人物的见面显得不同凡响。印象中他给一凡看了一份油印或者铅印的材料，其中提到，批林批孔的矛头是对准周总理，提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凡看后神情庄重起来，也许是有意识让我回避，一凡给了我一本过路小说。审讯时这本小说成了我的挡箭牌，我对被公安局认为是反革命纲领的文字材料表示一无所知，并始终交待不出这次重要谈话的详细内容。坐过牢受过审的人也许都有体会，不知情交待不出，比知情不交待的滋味要好受得多，虽然免不了会吃些苦头，但你不用猜测对方是不是在诈你，也不用权衡会不会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到别人时，你不用受出卖朋友的心理煎熬。
从审讯中，知道除了北京的几个人，连同山西和东海舰队的朋友都被一网打尽了。但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就是这次见面，把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山西的“张（珉）赵（凤岐）反革命集团”连在了一起，我徒有虚名地被定为联络员，在狱中一关就是两年。
“四人帮”打倒后不久，我和一凡等人很快被释放出狱，但是山西省却变本加厉把“张赵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了“死缓”，恐怕这要算“四人帮”打倒之后全国最大的冤案错案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拖着脚镣在死刑犯的牢房里关了近一年的张珉、赵凤岐以及还没有被判刑的郭海、朱长生等人才被释放。据说他们出狱时，欢迎的场面非常隆重。那时我和北京的赵一凡等人已经得到了彻底平反，得知他们出狱当然感到欣慰。但是，悲剧的谜底没有揭开，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我和一凡都无法轻松和平静。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凡的朋友Z和男朋友W，扬言要成立一个叫“第四国际”的组织，Z的好友某中学教师知道后，在单身宿舍无意中说给一个同事听，这位同事不知是由于阶级觉悟高还是由于天性单纯，汇报给了党组织，导致公安局立案侦察。一条线索从北京的Z到W到一凡到我；第二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到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小顾；第三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赵凤岐到张珉到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无辜者。当然我们最终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准确性。
长久以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同时我又希望这是一个接近真实的解释。三条线连成一个网，一网打尽的不止是网内的我们，更多的是太原市在清查时牵连到的几百个人，以及所有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人恋人和朋友。尽管事情显得过于复杂，也总算有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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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不幸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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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后，我曾不止一次做着一个相同的噩梦。梦中我被一只大黄狗追逐，我跑呀跑呀，终于支持不住倒在地上，黄狗扑将过来，张大嘴咬住我的手，咬得我鲜血淋漓。惊醒之后，定格在我脑子里的是狗的那双令人恐怖的眼睛。
我把这个梦讲给同号一个有点儿残疾的农村妇女听。此人貌似柔弱，性格却极为刚烈，因为不懂法律，杀死了想占有她的公公，又因为不懂科学，杀人的办法极笨，被称作“手段极为恶劣”的那种。在“号”里她很少说话，永远把脸埋在黑发和黑色的囚服中，可我的梦使她颇为兴奋了一阵。最分明的忠告是，一定有一个属狗的男人把我出卖了。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不会算子丑寅卯，把年龄一一报给她听。她耐心掐算，只有郭海一个人属狗。圆梦的结果是我再也不相信梦可以被圆被释被解，我不相信这其中有出卖，如果我怀疑朋友，就等于我自己同样应该被怀疑。
如同现在全民经商一样，“文革”中是全民从政。所不同的是，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是一个无论你怎样躲，政治都要找到你头上来，都会把你卷进去的时代。
我回家以后，母亲曾经召集全家给我做工作，劝说我以后不要再惹事，在应该打扮自己、应该谈恋爱的年龄被关在黑牢里，苦自己也害别人。忘不了当时在工厂当工人的哥哥在饭桌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能因为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就有权限制她。正因为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才有义务承担她做的一切，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似乎从此才认识了从小和我用一根扁担抬水的哥哥，了解了从小没有我能说会道、没有我风头出得多的哥哥。当时正在外地上大学为我被抓急出一场大病险些被学校除名的二姐，怕我出狱后想不开，三天两头给我写信，每封信都抄好几条鲁迅语录，使我恍然明白了，被全家人视为“马大哈”的二姐，原本内秀而浪漫。我和郭海这不安分的小姨子、小叔子被捕之后，使大姐新婚不久的生活失去了安宁，本来姐夫正是事业的黄金季节，因为我们而入了另册，出国自然没有他的份儿，担惊受怕更是可想而知的。据说他们的家不止一次被秘密搜查，但他把这一肚子委屈都吞下去消化了。我从不认为他这样对待这件事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姐夫，“文革”中亲人反目者不是大有人在嘛。所以，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他为人的善良与宽厚。
亲属、朋友们对我同情还来不及，更不会追究我、责备我、怨恨我。和那些落井下石者相比，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我也是受害者，而且以两年的铁窗生活为我的幼稚和轻率付出了代价。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不管我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这关涉的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山西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和亲属因我而遭遇了巨大的不幸。坐过牢的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些具有反叛色彩的人并不把在体制内的地位看得有多重。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这段经历对于他们个人生活的影响，那不是平反可以改变的，也不是努力可以挽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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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不幸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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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难友出狱不久，便传来了郭海具有传奇色彩的消息——他要和“马百管”的遗孀结婚。“马百管”是郭海的同事，因爱为别人打抱不平而得名。郭海一干人被捕后，他不怕株连，仗义执言，还到狱中去送东西，因此被整，以至跳晋阳湖自杀，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
初听这一消息，我先是敬佩，佩服郭海的仗义，对于周围人的反对很不以为然。同时也多少有点儿为郭海惋惜，毕竟女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郭海虽说已经平了反，但错过了高考的机会，不可能再上大学，政治上又不是清白人，复员军人、党员干部的身份不再起作用，未来的处境不可能太好，婚后郭海的负担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得知朋友们反对并不是出于世俗的偏见，而是因为对女方的性格和为人没有好感。朋友们来信让我力劝他不要义气用事。记得郭海回信的态度也很明朗：不能对不起死去的老马。
我了解郭海，什么不应该用同情代替爱情、没有感情的婚姻不道德等等，对他来说都等于废话，这原本就是一个超出婚姻标准爱情原则以外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认为这很荒谬，怎么可以同情殉爱情呢？但是，当怀着一种恨不得用自己的生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