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筒道有十几个号，如果你恰好住在头或者尾，放茅的时间前后会相差一个多小时，你得在这一个多小时内调整你的肠子的生物钟。这对我来说这是比吃饭要难适应得多的问题。然而就在这三五分钟，我还与队长玩起了智力游戏。
入狱后我进的第一个号有两个人，一个是被公公强奸后把公公杀死而坐牢的农村妇女，另一个是北大附中毕业的老三届学生。她姓宋，名字很像是个男孩儿，我当时的印象是她很漂亮。监规不允许互通案情，但进去不到两天我就知道了她被抓的原因。她是京西宾馆的服务员，那是中央首长进出的地方，能在那里当服务员的人出身一定好。据她说，她的男友不仅相貌出众，文才也出众，读书画画还写文章，但因为出身不好，整个家庭都属于被小脚侦缉队监控的对象。小宋出身红五类，和他谈恋爱遭到家庭反对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只能偷偷交往。没想到他们所在的街道发现了反动标语和传单，她男朋友成为怀疑对象，她也因此被单位审查，发动群众的结果是被揭发出很多对中央首长不敬的言论，比如她曾说王洪文专爱看外国电影，说首长抽的熊猫牌香烟特别贵等诸如此类的闲话，为了逼她交待男朋友的问题，宾馆抓住她这些问题不放，从写检查升级到隔离。看不出来文雅的小宋性格如此刚烈，为了表示抗议她开始绝食，七天没吃饭几乎饿死，最后还要求洗个澡好死得干干净净，单位只得让她弟弟和母亲强行把她送进了医院。刚刚恢复她就被拉出来批斗，没想到会后一副手铐把她带到了看守所。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因男友而起事，听说男友却并没被抓，在她被单位隔离审查的日子，男友与她失去了联系。我问她反动标语和传单到底是不是她男友写的，小宋一脸茫然地说：“我真的不知道！”她比我大，来得又比我早，很快我便把她当成了好朋友。
开始我每天提审，白天晚上连轴转，号里开饭早，我回来时她总是把给我留的饭菜用碗扣着，而我常常端起碗眼泪就落了下来。有时候我到深夜才能回到号里，她总睁着眼等我回来。其实我回来也不敢说话，隔窗有耳，队长可能正站在那半尺见方的小窗子下，掀起一小角帘子看着呢。但有她等着我，那间不足五平米的牢房仿佛就像家一样有了一丝温暖。我们俩都是政治犯，队长看出了我们俩关系好，怕我们研究案情互相传授对抗政府的经验，我来了还不到一个月，还没顾上留下各自家里的地址，突然就被调到别的号去了。
那时候她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她调走使我万分失落。我开始利用放茅和她取得联系，先是早上放茅时在茅坑旁边放一个纸团，下午放茅时看纸团换了，我知道是她领会了，下次我就胆子更大地放了一张写着我家地址的纸条，她也如法炮制。以后我们又相互写一些鼓励的话，就这样来来去去，我们的游戏在队长的眼皮底下进行了大约有几个星期，最终以我的纸条没有人再拿走而告终。我不知道她是判了刑、回了家，还是调离了那个筒道，我不知道游戏因为什么而突然中止！
那时我们正值花样年华，脸上都长着雀斑，都梳两条辫子，我们都在恋爱，又都对恋爱的前景充满了怀疑和绝望……出狱以后我记得曾找到过她的线索，好像是在一个国营的工厂里当工人，我曾托人与她联络，但没有结果。我常常在心里自问：如今她是谁人妻谁人母？她将那段往事摆放在心灵的哪个位置？是否还记得在监狱里相识的患难姐妹？
…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４
…
无聊，是我们不屑的；把无聊当有趣，更是我们不屑的。但是当你处在一个被无聊淹没了的环境中，无聊就不只是有趣而且是有益的了。
我们给每一个队长都起了外号，在背地里议论她们的短长，猜测她们是否结婚，为某队长是否怀孕而打赌。也许因为她们从来不笑，我们一致认为她们没一个人长得好看，只有一个除外，她的外号叫“墨绿”，因为总喜欢穿墨绿色的衣服而得名，也有的号叫她“大辫儿”，她的辫子长得直到腰际。听口音她不是北京人，黑黑的，有点儿胖，走路是外八字。但是她的声音好听，而且她会笑，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看来不能笑并不是狱警这个行业的行规，而是大多数人的自律。她后来被处分以至脱离了那个行业，是不是从她那时能够对犯人笑就露出端倪了呢？
讲“墨绿”的故事有点儿麻烦，得从我进监狱的第一天讲起。
看朱君正琳关于坐牢的文章——我们这代人正赶上冤狱的高峰，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赶上生育的高峰一样，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一坐过牢——知道他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在被连续审讯了三天之后，他的心情分外松弛，好像要被送往疗养地一样。而我刚好跟他相反。
我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不仅黑而且冷。那是春节前北京最冷的日子。我是半夜里从被窝里叫起来去接电话的，没想到带上手铐被送到了监狱。我不像老朱去得明明白白，还来得及对监狱的高墙发出赞叹。我被人用一顶油腻腻的帽子蒙住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到现在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蒙上眼睛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怕我越狱不成，对我一个小姑娘，他们也太没自信了；或者他们本来想只关我一会儿或者只关我几天，怕我出去后再来找后账吗？殊不知我认路的本领几乎相当于弱智。黑暗和油腻味儿影响了我的思维，没有任何支点使我得以展开思想。
我肯定没有老朱那样老道，居然还敢说进监狱是松弛一下；也没有老朱那样天真，还敢把监狱和疗养院放在一起来联想。害怕是一定的，但又无从怕起，既不知道监狱是什么样子，又不知道抓起来以后会把你怎么办。当怕很抽象的时候，那怕就没有着落，没有着落的怕还能说是怕吗？也许只能说是因为紧张而出现了思维空白。大约是在被抓前半年，有人通风给我说“你被盯上了”，这话也让我害怕过，但我不知道“盯上了”的后果是带手铐进监狱，我能想象的是曾经见过的听说过的事，比如写检查、办学习班。如果我知道后果是坐牢，会不会就逃跑？虽然跑是跑不掉的；或者会不会就去自首？那时候大多数人都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可以兑现的。
我就是在那一天第一次见到了“墨绿”，那天我只披了一件棉外衣，没穿棉袄也没穿毛衣，拖着鞋还没穿袜子，更糟糕的是，那天我正需要大量卫生纸。我是凌晨进去的，刚到号里没几分钟就提审，一审就到了快天亮。回到号里时我的脚冻得几乎麻木，铁门一关我坐在木板床上，正想用那条单薄的囚被把脚包上，身后响起的说话声吓了我一跳，“快躺下！”后来我才知道，在牢房里，只要睡觉的铃声一响就得迅速地躺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站着，坐着也不行。刚躺下，门就又响，这次进来的是“墨绿”，她把我带到筒道尽头的三角屋，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案子而来，然后给了我一双新袜子，还有许多卫生纸，搜身时她在场，她知道这两样东西是我的当务之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面对吼叫你可能逆反，因为逆反而显得勇敢；也可能害怕，害怕得连哭都不敢。但是，你听不得用关切的语气说的哪怕一句毫无内容的话，经受不起用目光传递过来的同情或惋惜。
从一开始，“墨绿”对我就与其他队长不同。她值班时，会在放茅时最后一个开我们号的门，让我们负责冲洗厕所。这其中的好处是，可以从容地上一次厕所，还可以用肥皂洗洗脸和毛巾。有时候她会在饭后把我叫出去拖筒道的地，既可以出去逛一圈儿还可以锻炼身体。在筒道里停留时间长了会得到好多新闻，比如队长们聊天时某人说她最喜欢吃什么，证实了谁已经是有一个男孩儿或者女孩儿的母亲。拖地带回号里所有的新闻都有价值，就像当零食吃一样，能够嚼上好几天。偶尔会碰上一个刚提审回来的犯人。监规规定，犯人与犯人是一定要回避的，听号里其他人说，一般队长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把拖地的人暂时关进厕所。可是“墨绿”对我从不。所以我更加盼望出去拖地，我盼望能够碰巧见到我的难友赵一凡，虽然经过分析已经断定那绝无可能，因为我们这幢楼男犯人都在二层，一凡柱双拐，二层楼他根本上不去。可人常常会毫无理由地寄希望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