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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地在医院里，在病房里，在濒临死亡的丈夫身边。那是我虚荣心的栖息地，自尊心的避难所。几年如一日，我像上班一样去医院，大夫护士像是我的同事。他躺在病床上等我来清洗伤口，等我送来饭菜，送来书和磁带，等我领着儿子来给他看。我熟悉他的每一个病友和家属，我们聊病情，聊医生护士，聊医药费不断上涨，聊公费医疗制度的形同虚设。文学，职场，事业，离我越来越远。我只是一个病人家属，我得做一个好的病人家属。
那个春日的午后，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我怀着深深的伤感，还有一点点儿悲壮，与许许多多看起来很悠闲很幸福的男男女女擦肩而过。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一天清晨急急地赶到那座城市，为什么在那一天的傍晚又匆匆地离开。
还记得那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皮上衣。我是有备而来的，穿着它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酒店而不失体面。是的，我要去一家酒店，看一本配得上我看的书，消磨掉去无锡之前的那几个小时，给自己积蓄一点儿从容、一点儿镇定，来应付我不曾经历过的局面。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就放在我的包里，这是临行前精心挑选的。我不需要一间房子，只需要一杯咖啡和一个座椅。上火车之前我就想好了，在火车上又反复地想过：那不是我应该出入的地方，可单枪匹马闯上海闯无锡也不是该我干的呀？也不是我附庸风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附庸风雅没有意义。那只是我给自己此行的一个小小的鼓励和犒劳。
当我终于走进那家星级酒店，又终于走出来的时候，才知道那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创意”。考究的价目表上，价格最低的咖啡是二十五元，还要加收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服务员小姐笑容可掬地站在旁边等着我点单，我甚至都没想到可以撒一个谎，编一个逃跑的理由，我告诉她：价格太贵，我什么也不要了。然后站起来，离开了那家酒店。事后我想，在那个姑娘不长的职业生涯中，一定是第一次遇到像我这样没有见识的客人。
如今，我常常很自然、很轻意地在某一个酒店的咖啡厅与别人约会，谈工作或者闲聊。有时候，我会想起当年失魂落魄地从酒店里出来的情景。出现那尴尬的一幕，并不仅仅因为钱，而是自己内心的底线：我是去寻求资助的，我没有资格奢侈。当然，我有理由为自己寻找一份好心情，哪怕花钱去买。问题是，事后看穿了这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又会自责，最终把好心情抵消掉。丈夫还躺在病床上，为他去寻医问药的妻子，没有理由得到好心情。
去之前我就写了几份材料，有对当年误诊的那家医院的起诉书，有对那个药品疗效的赞美，有我们经济上面临的窘况。没想到，千里迢迢来了，却被挡在了大门外。我说我是记者，回答说，记者一律不接待。又说我是病人家属，回答说，总经理在上海开会。董事长呢，正在接待外宾。公司坐落在无锡的城郊，白色的围墙，白色的栅栏门，一色雪白的建筑很是气派，就是里里外外看不见一个人进出。是返回上海去找总经理呢，还是在这里死等董事长接见？正徘徊着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大门开了，一辆轿车正往外开。如果车里坐的是董事长，他一走，这一趟我可就白来了。还没顾上想清楚，手臂就下意识地伸出来，拦住了那辆车。车门打开，车里坐的都是老外……几个小时过去，接待室的老头儿看我执着，又打电话进去。终于董事长的秘书出来了。先请我到餐厅吃工作餐。已经过了吃饭时间，偌大的餐厅，一边坐着我一个人，另一边坐着董事长和他的高级职员，他们一边吃饭一边传看我的资料，然后是议论。
那些被资助的孩子，不愿意与资助者见面的心情，大约与我在餐厅里一边吃饭一边流泪的时候心情一样。对方不想对你居高临下，但事实就是居高，怎么能不临下？你说你不是乞求，是要求，是请求，是恳求，但终究还是没离开“求”字。没有人侮辱你，但你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没有人欺负你，但你觉得无比委屈。更糟的是，甘居人下了，不耻相求了，尊严扫地了，你还必须感谢。素不相识的人肯帮你，你没有理由不谢得真诚。帮你的人要的肯定不是几句感谢的话，但你一定不能试着不说那几句感谢的话。不说你就太不通情理了。谁愿意帮助一个不通情理的人呢？我们从小接受的，和我们教育孩子的，都是对他人要有同情心。如果你不首先承认你是卑微的，你是贫弱的，你是无助的，又怎么能够接受同情呢？
人的心啊，简直像是一个牢笼。每一种思绪，每一种情感，每一种本能的冲动，每一种社会的理念，都像是一头怪兽，互相纠缠，互相冲撞，互相折磨。你东逃西撞，左奔右突，但是你看不见出路。你的心是牢笼，心里的东西是困兽，没人能够拯救你。你是你自己的囚徒。你是你自己的结果。
几百瓶，每瓶一百元，价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可以想象我会多么珍惜。但是，有一天我居然会把它们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那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往医院赶，去照顾他的洗漱和早餐。医院不允许放很多东西，只能把药一点点儿分批带去。五瓶脂肪乳放在自行车后座的篮子里，拐过楼角有一个大坑，自行车一颠，篮子掉了下来，玻璃瓶摔碎了，药液流了一地。我下意识地蹲下身，当意识到留在瓶子里的那部分也不可能再用时，我用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什么是绝望？看着洒在地上一片白得耀眼的液体，你无法用手捧起来，或用任何办法重新装进瓶子里，再用来输入亲人的血管，那就是绝望，就是我的绝望，失而不能复得的绝望，错而无法纠正的绝望。我曾经丢过上万元钱，也着急，但没有像那样心疼得痉挛。虽然疏忽是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打碎东西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为什么不用绳子把篮子捆牢呢？
不只是这几瓶药，在内心深处，还有许多我深悔而不敢深究的事情。比如，他病情恶化的那天深夜，我怎么可以不在场呢？他停止呼吸的时候，我怎么可以不在场呢？有多少个夜晚和清晨，我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为什么偏偏在最重要的时刻，我会不在场呢？医院填写的死亡通知书写着，死亡时间是早七点四十分，每天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医院，那天的这个时候我还坐在家里，等候来修理沙窗的工人。阳台上的沙窗已经坏了两年，我要在这个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把它修理好。这是一个多么充分而又无懈可击的理由呀！没有人会在这样的理由面前责怪你；这又是一个多么偶然而又微不足道的理由呀！你自己怎么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原谅自己？
所以，尽管看起来我是个性格爽快的人，在许多事情上，却莫名其妙地反复犹豫。所以，我经常对自己对孩子对别人说：人一生会犯大大小小很多错误，有些错误是允许犯的，另一些错误是不允许犯的。如果犯了，无论你怎么认错，怎么悔恨，都是没有用的。错误永远是错误，坏事永远是坏事。我被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理教训过，变得越来越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转年春节，我给那个质检科经理寄去了一个包裹，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想表达一点儿心意。但他很快寄回两百元钱，我只好无言地收下，我不能给别人的好打折扣。几个月后，看到报纸报道，南京军区总医院首例肠移植手术成功，我带着病历资料赶往南京。行前，我选了两件别致的小礼物，心想，南京离无锡很近，该绕道去看望那位从外国人眼皮底下偷药的质检科经理，我想去真诚地说几句感激的话。最终我还是没有去，不是因为觉得甘居人下了，不耻相求了，尊严扫地了，而是觉得，语言的份量实在太轻，太轻……我在南京市一个邮电局给他打了长途，像对一个老朋友一样，告诉他南京之行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然后，把礼品打了个小包裹寄往无锡。做完这一切我轻松了许多，不再觉得人心是牢笼，也没有困兽，而是像一片宁静的湖水，装得下友爱与慈悲、同情与理解，也装得下自爱之心与爱人之心。
…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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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一切，是因为爱情或者不是，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这个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千百年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已经不必待言。但是，惟有爱情——不是与爱情相近，也不是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