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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日本军人争风，那位军人派人去刺那个日商而误中的，所以现在毫无问题，可以进舞场伴舞了。我出来买了一只花篮送去，夜里到舞场尽一点照例的捧场义务。但是白苹忙得非凡，最后坐在我的台子上，似乎很生气，言下说原来我的目光中她也还是一个舞女。我没有法子回答她，不到五分钟，我就回家。以后也曾去看过她，她既不在家又不在舞场，夜里我打电话到她家去，她不是没有回来，就是已经睡觉，我既没有什么事，所以也不叫醒她，只托阿美为我问候问候就是。在报纸的娱乐版上，我时时看着白苹的消息，她的舞客已不限于日人，而一切她的舞客都在尊重她的自由，在舞女中，这样的境界，已经像是超于政党的政客。像这样红忙的明星，我自然不能也不想常去找她了。
我的生活的确比较平静，我很安详地有主动的地位来支配我自己的生活。
可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多久，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发生了。它不但扰乱了我的生活，它也打断了海伦音乐会计划的实现，它还破坏了史蒂芬太太美丽的环境与心境，它波动了社会，还翻乱历史与地图，自从抗战以来，它从新估计了我们民族流血的意义。
二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夜深时，当我正放下书，预备吃一点东西就寝的时候，我听见了炮声。
那么难道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想。
这许多日子中，太平洋风云飘到上海的已经不少，先是美国驻军的撤退，再是美国一再召回上海的侨民，最近又有许多船只的停驶，以至于已出发来上海的船只的折回。在这些风片云瓣中，我也偶尔与史蒂芬夫妇谈到，他们始终无确定的判断，也没有发表过什么详细意见。史蒂芬是军人，他似乎除了听上面的命令外，不必预料一切的变化，史蒂芬太太是音乐家，对于政治很少兴趣，所以每次偶尔谈到，始终未成我们谈话的中心。
然而如今是炮声！究竟来自什么地方呢？租界中已无英美 驻军，那么自然是英美留此的军舰。可是这究竟是一个臆断，无从证明也无从打听。我开了无线电，方知太平洋战争确已爆发，黄浦江上，英舰与日军在开火。
有点冷，也已经很疲倦，我开始就寝，我想第二天的报纸总可以有更详尽的消息。
但是第二天的报纸，竟什么都没有；我出去看看，马路一切依旧。后来到报馆看一个朋友，才知道四更时的炮声果为日军与英舰的冲突，这只英舰因不愿缴械而被击沉，全体舰员都以身殉难。还有一只美舰，则因众寡不敌，已被缴械，舰上人员，都成俘虏而进集中营了。
这使我想到了史蒂芬。我直觉地有点惊慌，是这样可爱的一个朋友，难道就此永远不见了。如今回忆起来，才意识到我同他近来会面的机会实在太少，我于是拿起了电话，满以为史蒂芬太太总可以在家，但是她竟一早就出去了。我留话请她回来时打个电话给我。
我从报馆出来 ， 到钱庄去取点钱 ， 钱庄上人挤得厉害 ， 我等了半天方才拿到。匆匆出来，心境非常不安，没有雇车，也没有目的地，我一个人走到了南京路。那时南京路上有许多日本的军用车来回的走，车上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散发许多荒谬的传单与可怕的禁令，路旁都是人，有的站着观望，有的匆忙地奔走，市面非常混乱。我顺着南京路走到静安寺路，许多地方都已有日军在布岗，沿途忙着装军用电话线；墙上只有日军布告，没有一点别的东西，我很想回家听点无线电里的消息，但从英租界到法租界的路都已封锁，后来听说有一条路可以走过，我于是绕着弯过去。这时候，我想到了白苹，在这样慌乱的情形中，白苹不知怎么在安排自己？我同她好久不见，也许她还可以告诉我史蒂芬的消息，于是我坐上一辆车，一直到白苹那里。阿美来开门，她说：
“怎么这许久不来呢？”
“所以我今天来了。”我说：“白苹在家吗？”
“在家。”
但是我还站在门口，她笑了，说：
“请进来吧。”
“有客人在么？”我问。
“没有。”她讽刺地笑：“专等着你来。”
我没有说什么，走了进去。白苹的房门关着，可以听到日语广播的无线电声音，我略一沉吟，我敲门。
“请进来。”
我推门进去，白苹穿着灰布的长袖旗袍，卷起袖子，露着两寸的白绸衬衫，非常安详地坐在矮小的沙发上，脚穿着软鞋，伸得很远，吉迷就睡在她的脚旁，右面开着电炉，左面茶几上是一匣巧克力。她看我进来，没有动，眼睛望着我，反手关了无线电，露着百合初放的笑容说：
“是你么？”
“奇怪么？”
“没有。”她说：“我想你也该来了。”
我脱去大衣，坐在她的对面，她说：
“坐到这边来，比较暖和些。”
我坐过去，她拿了两块巧克力，抛了一块给我：
“吃一块巧克力吧。”
“谢谢你。”我说。
她半晌不说什么，露着低浅的笑，端详着我。于是迟缓地说：“更清瘦了。”
“你太悠闲了。”我说。
“怎么样呢？”
“外面这样混乱，你一个人这样安详在家里。”
“不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你有史蒂芬的消息么？”
“好久不见他了，他怎样啦？”
“好久不见他了？”
“他好久没有找我，”她说：“也没有打电话给我。”
“你知道他所属的那个军舰昨天被缴械了？”
“自然知道。”
“他呢？”
“想来是进集中营了。”她微笑着说。
“白苹！”我歇了半晌，抽起一支烟，眼睛低视着庄严地说：“我很奇怪你这样，史蒂芬到底也是你的朋友。”
“自然。”
“那么你一点也不着急。”
“你怎么知道我不着急？”她顽皮地笑。
“你的态度。”
“你要我满街去叫么？”她还是顽皮地笑。
“我们是人，我们有情感，我们有爱。”我说。但是她顽皮地接我的话：
“我们应该着急。”
“而你安详地坐在这里！”
“你呢？”她顽皮地说：“你也安详地坐在这里。”
“你知道我上午跑了几个地方？”
“你知道我从有炮声时候起，跑了几个地方？”她始终顽皮地温和地说，但是忽然换了纯正的口吻：“我该着急的事情多了，我自己的处境，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前途，我还有更好的朋友在香港，我难道应当在你的面前披头散发，挥手顿足的失声大哭吗？”
我低头不语，她又说：
“难得到这里一走，何苦绷着脸来同我吵架；朋友，你也有，我也有，各人去尽自己的责任，去尽自己的爱心。也许你为史蒂芬跑了一上午，也许我为史蒂芬哭一宵，但这些都是我们对史蒂芬的感情，你也不必表现给我看，我也无须对你装作慌张。”
“但是我们应当商量着想办法。”
“商量？”她说：“假如为营救史蒂芬，我同日本人商量，不是比同你商量来得有效。但是这是有效么？战争！朋友，战争！你 知道么？”
“……”我似乎有话，但是说不出什么。
“不要这样，给我一点笑容看，”她笑着，于是朝着外面叫“阿美！”
阿美在门口出现，白苹说：
“拿两杯葡萄酒来。”
阿美去拿葡萄酒时，白苹开了无线电，她似乎在寻什么，终于寻到了爵士音乐。
“是慢弧步。”她说；“很好，好久没有同我跳舞了，同我跳一只舞么？”
在银色的地毡上，我同她跳舞。
“我有什么改变吗？”她问。
“你更红了。”
“此外呢？”
“更深刻了。”我对她的确有另外一种了解。
音乐告终的时候，她举起葡萄酒感伤地说：
“为史蒂芬夫妇祝福吧。”
我们干了酒，她坐下，望着我，平静而严肃地说：
“我不是深刻，我是更老练。”
我没有说什么，望着她，等她说下去。
“我是舞女，我必须藏着一切可怕与着急，一切痛苦与焦虑，露着愉快安详的笑容去应付外物，用镇静沉着的态度处理自己的事务与情感。”她灰色而庄严地说：“那么请你原谅我。”最后，她叫：
“阿美，开饭。”
在饭桌上，她说：
“现在，你真该打算回到后方去了。”
“我刚才在路上也这样想过。”我说：“那么你呢？”
“我还值得提么？”她笑得颓伤而冰冷：“那么允许我活在你的心上吧。”
饭后，她说：
“史蒂芬也许可以出来，也许不能够，但这都是你能力以外的事。”
她又说：
“早点预备到内地去吧，需要钱，你不要客气，到我地方来拿。”
最后她说：
“现在你回去吧，以后不要常来看我，除了我约你。”
我没有问她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