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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托马斯·布朗（１６０５～１６８２），英国医生、作家，他的宗教哲学思索录《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曾令著名的大化学家波义耳内心深受感动。】
她原本打算到阿尔伯克基飞机场，亲自去接唯慨，然后乘坐她的雷鸟跑车返回百眼巨人工程基地。其他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只能乘坐天文台的公车。她喜欢在高速驶向机场途中享受凌晨清凉的空气，或许还能够再次遇到那成排的野兔向她肃立致敬。在归途中，与唯慨预先进行一次长时间实质性的私人谈话。
可是联邦勤务总署新配备的保安人员坚决禁止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媒体的注意和关心以及两周之前总统在记者招待会结尾时郑重的宣布，使得这个隔绝在沙漠之中的荒僻工作现场挤满了蜂拥而至的人群。
保安人员提醒爱丽，这种架势就潜藏着狂热行为和暴力活动的危险。此后出门，只能乘坐政府的车辆，还必须得有精明能干谨慎小心的武装人员护送。
这支小小的护送队在去往阿尔伯克基的路上，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四平八稳的车速前进，她想象自己仍然坐在驾驶位上，她脚底前面的橡胶垫就是一个加大油门的加速踏板，她发现自己的右脚不由自主地踩向这个虚拟的加速踏板。
能够有机会再次与唯慨共度一段时光，是令人愉快的。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三年前，在莫斯科，那个时期，正是唯慨被禁止访问西方的阶段。几十年间，随着政策趋向的不断变化以及唯慨本人自己不可预见的种种行为，使得是否允许他出国旅行的政策，阴晴圆缺、时紧时松。本来实施了某些温和政策，一旦受到挑衅或违规操作，也许是发现他在国外不能谨言慎行，再次出国的申请就将被否决，可是过不了多久，实在找不到另外的什么人能够与他的才能相比，为了让这个或那个代表团显得更有水平，就会再次同意他出国。他接收到世界各地发来的邀请，请他发表讲演，请他参加专题讨论会、参加学术讨论会、参加学术大会、参加联合研究小组以及国际委员会。
作为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作为苏联科学院的终身院士，无论如何，也比大多数人具有稍微多一点的独立性。他好像经常装出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不去触犯政府正统观念所设定的外部限制和规定，尽量不要超越权威部门的耐心和容忍限度。
他的全名是瓦西里·格里高利维奇·卢那恰尔斯基，世界物理学界都知道他叫唯慨，这是从他的姓名中抽取出几个字母组合而成的。
他波动起伏的复杂身世和与苏联政权述说不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令爱丽和其他的西方人士猜不透、摸不准，总感觉莫名其妙。
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远方亲戚，那个人就是阿纳托利·瓦西里叶维奇·卢那恰尔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战友，是高尔基的朋友和同事；老卢那恰尔斯基做过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后来作为苏联驻西班牙大使，在任期内，一直到１９３３年去世。
唯慨的母亲好像是犹太人，或者是有点犹太血统。
据说，唯慨曾参与苏联核武器的研制，当然可以肯定，他相对而言年龄太小，不会在第一次苏联热核爆炸的工作中担任什么重要角色。
他的研究所人员实力雄厚、装备先进、设施完善，他的科研成果丰富、效率高、速度快，令人惊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都表现出罕见的惶恐不安，就足见其震撼程度。
尽管对他出国的限制与开放，盛衰消长，他仍然频繁地参加一些有影响力的重大国际会议，包括高能物理方面的“罗彻斯特”研讨会，讨论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得克萨斯”会议，探讨如何通过多种途径减少国际紧张局势，并且有时参加颇有影响的非正式科学家聚会：“帕格沃什”会议①。
【① 帕格沃什运动始于１９５７年，起初由罗素、爱因斯坦和约里奥·居里等人倡议，为了汲取广岛长崎核武器的教训，以促进世界科学家在核子武器、太空活动、裁军与世界安全方面进行合作为目的，以首次会议地点、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小渔村帕格沃什而得名。１９９５年该会议和运动获诺贝尔和平奖。】
爱丽听说，在６０年代唯慨曾访问伯克利加州大学，对当时大批量生产的平价徽章很欣赏，那上面印制的多是一些违背传统习惯、淫秽的言词和激烈的政治口号。
爱丽带有一点淡淡的怀旧感，回忆起从前的情景，你一眼之下，就能估量出一个人最为关心的社会现象。
那时候，在苏联出产的徽章也非常普遍并大量销售，不过那上面的内容多是庆祝和纪念哪个“迪纳摩”足球队，或者某一次月球探测器发射成功，那是人类的航天器首次在月球上着陆。
伯克利的那些徽章可是与此大不相同。唯慨带了几十个回国，有次还特意挑选一枚自己佩戴上。这一枚的尺寸有他手掌心那么大，上面写着“性祈求”。甚至还戴着到科学会议上去显示。
你要是问他，你怎么这么大兴趣，他就会说：“在你们国家，这只是一种方式，去违反传统。在我们国家，这却是两种相互独立的方式，去违反传统。”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他就该大发议论了，讲述他那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亲戚，曾经写过一本书，专门论述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地位。
从那时开始，他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比爱丽的俄语水平可高超得多了——可是与那时相比，他佩戴反传统胸章的癖好和兴趣却急剧下降。
有一次，在激烈争辩两种政治制度优劣的时候，爱丽夸耀地说，她可以自由地到白宫前面游行，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唯慨也说，就在同一时期，他同样可以自由地到克里姆林宫前面游行，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有一次，在纽约市开会，休会期间，爱丽陪同一位苏联科学家到斯得滩岛渡口散散心，这位先生专门拍摄驶过自由女神像前一艘运送垃圾的敞篷船，船上堆满了臭气熏天乱七八糟的废料，海鸥呱呱地叫着笨拙地在自由女神像前纠缠。
唯慨从来不干这种事。
在一次乘坐大巴车，从面临海滩大酒店的住处到阿雷西博天文台的路上，他的那些同事，热衷于拍摄一路见到的破烂不堪零落倒塌的棚屋和波多黎各贫民用瓦楞铁皮临时搭建的小屋，他从来也不像他们那样。
他们把这些照片提供给谁呢？爱丽大惑不解。在她的头脑中幻想出那么一个巨大的克格勃图书馆和资料库，专门搜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不幸、不公、不善、不义和种种矛盾。
在有人问到某些问题时，唯慨会这样说，苏联的官方立场是这样，１９５６年匈牙利剧变是由一些隐藏的纳粹分子组织的，１９６８年布拉格之春是由领导层中没有代表性的反社会主义小集团掀起的。不过，他还要附加一个说明，如果他听到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这些是真正的平民百姓的起义，那么，他的国家对这些运动的镇压，就是错误的。
关于阿富汗，他毫不犹豫地引证官方的辩护理由。
有一次爱丽到他的研究所，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坚持要让爱丽看看他的短波收音机，机子上的不同频道，用俄文字母整齐地标出伦敦、巴黎、华盛顿。他跟爱丽说，他很自由，愿意听哪个国家就可以听哪个国家的广播。
有一个时期，他的很多同事听信他们国家的花言巧语，认为有黄祸威胁。
“你想想，中国军人一个挨一个肩并肩地，把整个中国和苏联的交界线都占据了，一支入侵的部队。”他的一个同事质疑和挑战爱丽的想象能力。他们一群人，在研究所主任办公室里，站在俄国式茶炊的周围。
“就凭着中国现在这样的人口出生率，要想全部通过边界，那得花费多长时间？”
混杂着并不可靠的潜藏凶险的预兆和算术游戏的乐趣，答案居然就宣布了，“永远不可能。”威廉·朗道夫·贺斯特说话随便，就像在家里闲聊。
可是卢那恰尔斯基不这么看；他争辩说，一旦大批的中国军人驻扎到前线，人口出生率就会自动下降；所以别人的计算方法必然要出错，而计算方法出错是由于运用了未经他批准的数学模型。
几乎没有人误解他的意思，人们都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在中苏关系最为紧张对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