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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气盛的我立即提出了反驳，认为投机成败的关键在于人自身的素质，机遇和运气并不重要。当然，这个思想其实也不是我的发明。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我依然在投机市场学习、思考和交易。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阅历的丰富，市场认识的深化，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过于强调了投机主体的内在力量，轻视甚至贬低偶然性因素对投机者人生和交易的重大影响，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李泽厚先生在《 论语今读》 中认为，这儿的“命”是指偶然性。即一个人不懂得、不认识外在力量的这种非可掌握的偶然性，不足以为君子。
环境、机遇和运气对一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影响远比我原来想象的重要。想想，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因为生不逢时或生不逢地，而湮没在芸芸众生之中？不顾环境、条件的限制，过于强调自我的意志、智慧和天赋的人，难免陷入幼稚和狂妄，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股票、期货市场，我亲身经历的无数次成功和失败的交易表明，一个股票、期货市场的投机者的命运，确实受制于许许多多看似极为偶然的因素。一个意外的政策，一次自然灾害，甚至一条消息、一句谣言，都可能在金融市场中引起轩然大波。市场价格激烈动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投机者的命运就像天空中断了线的风筝，只能随风而动，不由自主。
2004 年4 月的一天，因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一席讲话，伦敦商品交易所的铜价大幅暴跌，上海期货交易所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沪铜连续停板。多头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价格下跌而束手无策。据我所知，好几个大户在这次突发性事件中遭遇重创。短短几天，成百上千万的资金，在风云莫测的市场循环中，改名换姓，从多头手里转向空头口袋。
所以，轻视、贬低偶然因素的巨大影响力，投机者往往会走进思维、认识的误区。在交易成功时过于夸大主体的智慧、能力，而在遭受损失时竭力强调外在的偶然因素。显然，这种自我评价的态度缺乏起码的客观性。投资大师巴菲特的朋友查理？芒格曾开玩笑讽刺过这种人：
“如果你是池塘里的一只鸭子，由于暴雨的缘故水面上升，你开始在水的世界之中上浮。但此时你却以为上浮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池塘里的水。”（《 沃伦巴菲特如是说》 ）
那么，在股票、期货交易中，制约投机者成功的外在的、偶然的因素有哪些呢？
1、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有人说，如果索罗斯当初不离开匈牙利，他现在可能只是布达佩斯大街上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而不是威震全球的金融大师。
投资大师巴菲特也说：“如果你把我放在孟加拉国的中部或者秘鲁及其他地方，你会发现，我所具有的才能，在那片不适宜的土壤中将会长出什么——我会在30 年后仍挣扎着谋生。我有幸在一个市场体系中工作，这一体系碰巧给我所做的工作以可观的回报——虽然这回报大得不成比例。”（《 沃伦巴菲特如是说》 ）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经济领域的投机活动被视为非法，甚至被看成一种犯罪。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即使有投机经商的天赋，也会被社会环境所摧残和扼杀。
现今上海股票市场中赫赫有名的“杨百万”，在20 世纪80年代，还只是一个偷偷摸摸的“黄牛”。如果中国不设立证券市场，或许他还提着装满国库券的麻袋，在全国各地提心吊胆地奔走呢！
再比如，政治因素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制度，也决定着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市场化程度。一个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地区，外汇投机者就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一个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投机者只能参与国内市场，而不能进行全球金融市场的交易。所有这一切当然会极大地禁锢市场参与者的发展空间。
可见，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是投机者生存的土壤。国内金融领域要出现像巴菲特、索罗斯这样对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还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更加民主化、市场化，国内股票、期货市场更有活力，更加公平、公正、公开。
2 ．政策因素
政府的一个政策或者任何大的举动，都可能对金融市场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从而使投机者的命运产生戏剧性的变化。
投机大师索罗斯刚到美国时，由于他的欧洲背景而被美国投资者青睐，专门为许多大公司从事欧洲市场的交易。1961 年，肯尼迪总统上台，为了制止资本外流，他颁布了一个法令，对美国投资者在国外的证券投资课以重税。这对投机事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的索罗斯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差一点使他丢了饭碗。
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索罗斯在外汇交易中损兵折将，毫无建树。1985 年，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遏制美元过度升值，召开了著名的“广场会议”。各国政府联手干预外汇市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金融领域的一次临时性合作，使索罗斯一周之内赚取的利润超过他前4 年亏损的总和。
据说，索罗斯的笔记本上记载了世界上许多政要的名字，他也曾经自我吹嘘，说他早上和一位总统共进早餐，晚上又和另一位总统共进晚餐。可见，索罗斯对政治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力是心领神会的。
智者千虑，总有一失。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对冲基金，在袭击香港的股票和外汇市场时，显然忘记了考虑政治因素的巨大力量。由于对以中国政府为强大后盾的香港特区政府直接干预股市和汇市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导致了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损兵折将、狼狈不堪。
1995 年2 月23 日，我国期货市场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被誉为中国的“证券教父”，万国证券公司的老总管金生，在国债期货市场的世纪豪赌中，一夜之间输掉了整个公司，损失几十亿元，这就是著名的“327 事件”。事情的起因就是财政部的一个贴息政策，即把国债期货品种“327”合约的年利率由原来的9。50％提高到12。24 ％。
在国内期货市场，1995 年上海国债期货出了问题以后，有关领导对即将上任的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指示：对期货市场要冷静观察、严格限制，限制与套期保值无关的非生产、非流通的公有制单位，不准其进入。
在一个公有制占主体的经济体制中，这一席话实际上为中国期货市场今后几年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也对国内期货市场投机者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家在此前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禁止外汇期货；限制金融机构、国有企业进入期市；完全停止新的交易品种上市；整顿、撤并交易所；取消大量的期货品种的交易，等等，反映了政府对国内期货市场未来发展的基本态度。随后几年，期货市场的成交量逐年大幅下降，市况清淡，期货经纪公司和投机者度日如年，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可见，没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提供的交易机会，投机者不但不可能从市场中赚到大钱，就连最基本的生存空间都有问题。
中国股市历来有政策市之说。国内期货市场，这十多年更是受到国家政策的牢牢钳制，投机者即使有蛟龙入海、大鹏展翅的本领，又有何用？举个例子，中国股市从2001 年至今，5年来市场一直在下跌，上证指数从当初最高的2200 多点跌到前一段时间最低的998 点，这几年几乎100 ％的市场参与者都是亏钱的，无非是亏多亏少，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外在的、偶然性的因素一次又一次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
所以，在很多时候，投机者是可怜而渺小的，政策因素往往直接决定了投机者的悲剧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投机主体的内因，把交易成败的原因完全归之于个体的主观因素，是非常不公平的。
3 ．市场本身
在期货市场，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价格波动周期，可供投机者选择的交易品种越多，市场蕴涵的交易机会就越多。一个高明的投机者会避开那些风险和利润比例不合算的交易机会，选择价格变化活跃、趋势明显的品种进行交易。如果市场中只有一两个单调的交易品种，投机者在完成一次交易活动以后，很可能因为市场中没有良好的机会而无所事事，精力和资本就会白白浪费，投机者的获利潜力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国外许多著名的投资经理，往往同时监控着全球几十个市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