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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院士，最有成就的佛教学者，曾在奥登堡指挥下参加中亚“探险队”，
发现许多梵语和藏语文献，由此开始对北传佛教，特别是对陈那和法称的研
究。他称法称是“印度的康德”，整理出版了法称的《正理一滴论》梵文本
和藏文本，及陈那的《集量论》。对于瑜伽行派的其它著作如《俱舍论·称
支释》、《辩中边》、《晚句论》等也有英译本出版。从1897年起，他参加
了奥登堡的《佛教文库》编纂工作。从李斯·戴维斯、奥登堡到谢尔巴茨基，
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学术的、历史的，而不是信仰的。这些研究，对他们的思
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哲学和人生观方面。
神智学的积极活动家、俄国的贵妇海伦娜·布拉沃茨基夫人，曾游历东
方许多地方，到过西藏受法，后入美国籍。从1880年起，在欧洲开展了积极
活动。1897年，德国成立了由弗朗茨·哈尔特曼创建的神智学分会。奥尔考
特著有 《佛教教理问答》，1881年出版，在欧美的影响颇大，曾多次再版，
并译成许多种文字。英国诗人埃德文·阿诺尔德于1879年出版《亚洲之光》，
以诗的形式介绍了佛陀的一生与思想，在西方流传甚广。
这批神智学者对佛教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佛教并不主张人格神，因
之它是最高形态的完全的神学体系；但是人类精神深处确有不朽的灵魂，并
在转世，人们应该了解、发展这一灵魂及其转世中的精神能力。神智学对于
佛教在欧洲的传播，起了催化作用，尤其是在英国与德国。
（1）佛教在德国
1881年，在德国弘扬佛法的第一人——德国学者奥登堡的《佛陀：生涯、
教义、僧团》一书出版。该书是他为批驳法国某学者关于“佛是神话人物”
的说法，写出叙述佛陀生平、教义、教团的历史著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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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艺术家、哲学家、作家开始以佛教思想为主题进行创作。1903年，在德
国的莱比锡成立第一个佛教传教协会，有会员8人。发起人卡尔·塞登斯塔
克，以出版社为基地，在1905年发行了《佛教徒》杂志及副刊《佛教世界》，
不久失败停刊。到1907年，会员达到50余人，再次出版《佛教瞭望台》，
发行500份。这个协会的宗旨是提倡素食，保护动物，推动和平运动，结果
并不怎么成功。此后，一批德国人到了缅甸与斯里兰卡，有的还进了那里的
佛寺。他们希望在欧洲建寺，并计划建在瑞士的泰桑，但没能实现。及至达
摩波罗的大菩提会在德国成立分会，又重新激起了信徒的热情，组织出版了
叫做《大菩提论说》的刊物。此前不久，英国巴利圣典协会在德国成立分会，
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流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佛教活动全部停止，一些
佛教徒或死于前线，或流散四方。在斯里兰卡的德国和尚当作“敌国侨民”
被拘留起来，遣送到澳大利亚。
1903年，德国人安东·顾也斯（1878—1957年）离开巴黎在缅甸仰光受
戒出家，成为第一位德国比丘三界智高僧。他出家不久，来到斯里兰卡南部
的波尔加斯杜瓦小岛的“岛寮寺院”，在这里精读巴利佛法并习修持。这所
寺院后来成为德国佛教徒朝圣之所和德国佛教僧伽中心。1906年，他出版了
《佛陀圣言》一书，在西方影响极大。一些德国人随他出家。1909年三界智
在布雷斯劳创立出版社，并发行《佛教世界——德国佛学月刊》，由塞顿杜
克·伯恩医生担任编辑。同年他还创办了“德国巴利文学会”，目的是建立
一座西方佛教精舍寺院。1911年，他感到在欧洲建立寺院的时机尚未成熟，
就又率徒回“岛寮”修行，先后又有十余名德国人在此受戒出家。
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佛教团体重新开展活动，先后建立了好几个佛教中
心。1913年，卡尔·塞登斯首先在柏林建立了德国佛教传道会，陆续出版了
《佛教徒》、《佛教新报》、《佛陀世界镜报》等。
达尔克和格林的佛教团体，对佛教无我说有不同的解释，形成对立两派。
达尔克自称新佛教，对于“无我”，坚持上座部的见解；格林则认为，以往
人们对于佛陀言教理解错误，佛陀本人从未否认永恒的灵魂，“无我说”应
该从迥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任何我们可以用称名描述的都不是“我”，“我”
存在于理性能了知的范围之外。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佛教的原初教义，称之为
“老佛教”。达尔克于1912年写出成名作《佛教世界观》，1918年创办《新
佛教学报》。格林于1915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佛陀的教义，理性的宗教》一
书。
（2）佛教在英国
英国对佛教研究的理论出发点是基督教中心说。这与它在东方的殖民主
义统治是分不开的。1875年，英驻锡兰总督秘书奇尔德斯完成《巴利语词
典》，由此开展了对巴利语佛典的研究。1881年，李斯·戴维斯创立巴利圣
典学会，出版了校订过的巴利原典与部分英译、法译、德译等多种译本（翻
译出版巴利语三藏），这为欧洲的佛学研究打开了大门。这个学会的会刊刊
载有关佛学的研究论文。这个时期出版了相当一批有关巴利文佛教和语言的
学术论著，形成研究上座系的学派。
这一时期，一些梵文经典的问世，又提高了学者对大乘佛教的兴趣。自
1891年鲍尔斯在中国新疆库车发现了桦树皮抄本佛经以后的几十年，西方一
些学者以探险家身份在中亚和中国新疆掀起了掠劫文物的高潮，其中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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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劫夺最多。斯坦因曾3次到中国新疆和中亚“考察”，掠夺了敦煌千
佛洞所藏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栗特文的佛教经典，这些文
献在西方展出后，震动了欧洲的学术界，引起了对佛教考古学、佛教语言学
和文献学的兴趣。他们考察报告和展示的文献，也刺激了英国对大乘佛教的
研究。对于中国佛教文献，西方学者最注意的是古代僧人西行的游记。1884
年，S·比尔出版《大唐西域记》英译本，再版时又增收入《法显传》和惠生
的《使西域记》，1888年，又翻译出版了《慈恩法师传》。英国学者对这些
珍贵材料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托玛斯·沃特斯在本世纪初发表的
《大唐西域记考证》。19世纪末来中国的传教士约瑟夫·埃德金斯，进一步
考察了中国的宗教状况，1877年著《中国的宗教》，1881年著《中国的佛教》
和《北传佛教中的涅槃》，1885年著《中国佛教介绍》，这些书籍向英语国
家传播了中国佛教的信息。有关中国佛教研究的还有艾特尔1871年著的《佛
教三讲》和《佛教》，S·比尔的《佛教三藏》和1882年出版的《中国的佛
教文献》等。
19世纪末，佛教开始被引入英国社会生活实际，对佛教文学和考古的研
究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宣传。1880年，英国诗人阿诺尔德爵士所写的8卷本
散文诗集《亚洲之光》；1897年，卡洛斯著《佛陀的福音》，这些书籍用优
美通俗易懂的散文和诗歌描绘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深受一些群众的欢迎，
对佛教的宣传起了推动作用。著名的佛教神智学会在伦敦也展开了活动。拉
沃茨基所著《密教》与《沉默的声音》两书，对英国宗教思想有相当影响；
神智学会还用英语出版了其它一些介绍佛教人物和典籍的小册子。据认为，
神智主义在维多利亚朝时期，使英国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信条发生了松动，因
为它要求以佛教伦理为准则，把道德观念建立在理性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他
们的活动在英国产生了反响。
20世纪初，英国始有佛教徒，第一个比丘是阿兰·贝纳。1890年，阿兰·贝
纳18岁时拜读了《亚洲之光》而皈依佛教，并开始研读佛经。1898年，他
漂洋过海，向斯里兰卡求法，后又去缅甸组织赴英传法使团，1902年，落发
为僧，法名阿难陀弥勒，成为“欧洲第一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