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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信仰伊斯兰教。
18世纪末荷兰政府取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尼西亚。19世纪上半
叶，荷兰政府肆意剥削当地人民，阻碍传教工作。19世纪下半叶，约有八个
荷兰加尔文宗的海外传教差会在印尼从事传教活动。同时，德国礼贤会也深
入到了苏门答腊内陆，到 1914年时，该会已使大部分巴塔克人改信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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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并建起了约有16万人的巴塔克人教会。传教组织在西里伯斯也取得了较
大的进展。但是，在爪哇岛的穆斯林中间，新教的进展很小，到1914年，该
岛约有10000至12000名基督教新教徒。1914年整个印度尼西亚约有30万
至50万新教徒。另外，传教组织也开展了一些医疗、教育、传授农业技术和
改善妇女地位的活动。
菲律宾长期以来一直是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区。尽管1898年时还不许新教
在菲律宾传播，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里已有200余名新教传教士
和5—10名新教徒，绝大部分传教士来自美国。
④新教在西亚的传播。19世纪的西亚处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
下，基督教徒在此已经成为宗教上的少数派，约有100万人，他们属于古老
的聂斯脱利教会、科普特教会、希腊正教会、亚美尼亚教会等等。然而，这
些教会已经丧失了活力，处于守势。
在穆斯林统治下，西方的传教组织无论是属于罗马天主教会还是属于新
教各派，都不得从事直接的传教工作，只可以做教育、医疗和慈善工作。即
使他们吸引一部分人改信了罗马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这部分改信者也是脱
离了上述的老教会成为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的。
在西亚从事活动的新教传教组织来自美国，主要是美国的美部会和长老
会。他们把西方现代医学介绍到这里，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创办了许多学校。
19世纪60年代，分别在君士坦丁堡和贝鲁特建起一所学院。英国的行教会
（英国国教会传教组织）也在马耳他、开罗和巴勒斯坦等地活动，在巴基斯
坦创办了一所医院。西亚的老教会对于新教的传教组织将自己的信徒拉走的
做法，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甚至开除了那些信徒的教籍。不管怎样，至1914
年西亚的新教徒很少。
（2）新教在非洲
19世纪上半叶，基督教新教主要在撤哈拉沙漠以南从事传教活动，因为
西方人对非洲内陆依然十分陌生。然而，到 19世纪末几乎整个非洲已经沦落
为欧洲各殖民帝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新教的传教士才随之开始大量迅速进
入非洲活动。
南非是非洲各个地区和国家中新教徒最多的地方，大约是撒哈拉以南地
区新教徒总数的一半。尽管新教在南非的传教最先是由荷兰的传教组织开始
的，但最著名的传教士却出自英国伦敦传教会，他们是罗伯特·莫法特和大
卫·李文斯顿。苏格兰的传教组织在南非也很活跃。其他的传教组织如巴塞
尔传教会、德国的礼贤会、莱比锡传教会等欧洲的主要传教会也都加入了在
南非的传教活动。至1914年，撒哈拉以南大约有150万新教徒。
（3）新教在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长期以来一直是罗马天主教的主要地区。大约在19世纪后期，
新教的传教士、主要是美国的传教士，才进入拉丁美洲从事传教活动。一般
来说，拉美的新教徒主要来自印地安人、本地的混血人口和社会中的下层人
们中间。新教的传教士在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进展极其困难，但在智
利、阿根廷和巴西赢得了不少信徒。到1914年拉丁美洲约有新教徒12万人，
其中巴西的新教徒最多，许多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五旬节派在智利的工人中
间影响较大，卫斯理宗是阿根廷人数最多的新教会，他们还在阿根廷办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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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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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正教
同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相比，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总的来
说，东正教的力量和影响都十分薄弱。除俄国之外，东正教在世界其它地方
都处于衰退状态。古老的东正教牧首区即耶路撒冷牧首区、安提阿牧首区、
亚历山大里亚牧首区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处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
的统治之下，教会的力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在伊斯兰教环境里，
有的东正教教会成员离开自己的教会，转而加入了伊斯兰教；也有的受 19
世纪后期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势力的影响，改信了天主教或新教。
在巴尔干半岛，信仰东正教的有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塞
尔维亚人等，至19世纪初他们也处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19世纪20年代，
希腊人发动了独立战争，逐步摆脱了土耳其人的压迫。1870年保加利亚东正
教会也摆脱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管辖。1879年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也变成自
治的教会。罗马尼亚则于1881年获得独立。4年以后，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变
为自治教会。经过这几个阶段的变化，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几乎变成了历史的
遗迹。而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的各个东正教会则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不管怎样，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长期压迫下，东正教会毕竟延续下来了。
这与东正教重视礼仪和崇拜生活、重视祈祷有很大关系。
这一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是所有东正教会中人数最多的教会。同罗马
天主教和新教相比，它也是神学思想和理论比较贫乏的教会。俄罗斯东正教
会信徒多数是文盲，但宗教信仰十分虔诚。因此教会与信徒之间的交流与沟
通，基本上是通过庄严的宗教绘画、雄伟的宗教建筑、辉煌的宗教音乐和仪
式来实现的。所以俄罗斯东正教会教堂的公共崇拜活动非常壮观。宗教对人
们的日常生活、家庭生活以至于生产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内部生活也出现了新的复兴的
迹象，主要表现在修道院生活和神学思考两方面。俄罗斯修道院宗教生活的
复兴始于18世纪后期，延续至20世纪初期。一些经过长期虔诚苦修的“长
老”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敬仰，许多信徒不辞劳苦，跋涉万里，去他们的修道
院朝觐，寻求他们的指导和教诲。这样的“长老”通常都是修士，不担任任
何教会职务，但是他们得到信徒的承认，被认为具有神奇的力量。去他们那
里朝觐的信徒都要向他们忏悔自己的罪过，或请求实际指教，或请求他们给
自己或家人治病。由于来朝觐的信徒人数众多，比较著名的“长老”有时一
天要接待几千名信徒，圣塞拉夫（1759—1833）和费拉赖特（1782—1867）
就是这样的“长老”。从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奥普提诺隐修
院一直是人们朝觐的中心，那里的“长老”不仅对整个俄罗斯东正教会，也
对许多俄罗斯作家特别是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等人产
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声称，他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的索斯马神甫就来源于扎多斯可的圣提可恩。
知识分子关于教会生活的复兴的著作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由于罗
曼诺夫王朝的严酷统治，知识分子不能直接地讨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宗
教问题，他们的观点只能通过小说、诗歌等形式得以表述。19世纪俄罗斯作
家主要关心的是改良社会，当时人们阅读和谈论多的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和理想的民主主义者如傅立叶等人的思想，以及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
斯的作品。当时的作家关心的改良活动的核心是，处于极度贫困中的无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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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农奴和群众，如何使他们得救？如何在启蒙的知识分子和信仰宗教的农
民之间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社会拯救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
一些人从西方历史的角度，另一些人则从斯拉夫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探讨。
于是出现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