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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干部，公开宣称是一个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项目，也是一个供外界参观的
乡村建设县。县管理委员会监督县长办公室的工作，并直接向省政府汇报。
该县税制由受过训练的、领薪水的职员管理（自本世纪初以来即提出的一项
改革措施）。全部税收留县，并在县内支配——很难说是个可行的现实示范。
低层单位的边界经重划，以便与自然村和集市一致。乡和镇经过适当的训政
期之后应该自治。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根据前江苏省主席陈
果夫的证言，实验重名不重实。实验之陷入绝境在于县长级的领导薄弱，以
及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地方社区的训导。到了1936年，实验宣告失败。该县的
“实验”地位旋即撤消。①
由上可见，乡村建设的类型众多：西方影响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
和军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是，都与政治密切关
联。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
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
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
的或者活动。定县计划和邹平计划从最初的日子起，都得到省当局的同意或
默许。可以说，南京实施的实验，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投入，以致只能引起地
方苍白无力的反应。陶行知和彭禹庭的独立计划不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
持，而且引起国家政权的怀疑和反对：陶行知因有平民主义倾向和自主的作
风；彭禹庭因公开反抗国家机关。这两项非正统的实验都被扼杀。总的来说，
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留下的一
份遗产是人们广泛关心把中国建国工作的基础放在农村社会，并且体会到乡
村改革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无法生存。共产党人发展而成的根据地概
念，是把一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其政治和军事保护之中的尝试。
参与与官僚政治：历史的进程
① 《镇平县自治概况》；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载《远东研究中心
文化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86页。
① 陈果夫：《苏政回忆》，第14页。许莹连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530—648页。
从这里提供的材料看，本章开头提出的两分法似乎全然不足以表现一个
真实的矛盾。事实上，地方自治的发展并不是在参与更多一些或官僚政治更
多一些这两者之间的一连串的选择。勿宁说，它是以一种交替更迭的方式进
行的，表现为民众要求参与地方政治，却提供了官僚政治得以造成更大危害
的格局。清廷决定制订宪法，是出自一种心态，认为参与最终将导致增强官
府的特权。县议会的历史表明，起初是充满热情，地方名流广泛卷入，但却
以县知事操纵的参事会增选议会的领导人，从而极大地加强县知事的行政权
力而告终。
县以下区划的模式（翟城“模式”），起源于乡绅的积极精神和鼓吹社
区者的热忱，却促进了一种严厉的官僚政治的和极权主义的地方管理制度（阎
锡山的“村制”）。孙逸仙自底层向上的政治发展模式，不乏响亮的平民主
义的论调和“自治”的指示，确实产生过一些有创见的计划，本可以引导民
众更多地参与地方政治。然而，南京政权在30年代修改这些计划的做法，意
味着那些原应是“自治”载体的单位变成了使官僚政治更深地渗透进地方社
会的单位。
参与和官僚政治看上去已在密切的历史关系中相互联系起来。名流（和
一定程度上的更广大的公民）迫切要求参与政治，确实曾激起体制改革的汹
涌波涛。但是，浮在波峰浪尖的是官僚政治国家的机构。波涛退却以后，留
下来的是它们。
第8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学术机构不仅教育后代，而且创造、引进和传播技术与文化。现代国家
的学校和学院、图书馆和实验室，通常通过履行这些重要的职能，对国家以
及一般对社会起着重要的中心作用。而在中国，从很早的年代起，教育就一
直是政府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它注定要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革命的
一个中心问题。同时，在20世纪上半叶，教育在多种国外的影响和参与下，
以各种形式在中国急剧发展起来。大量的资料散落在各处，人们刚刚开始进
行研究。①例如，新的研究表明普通人当中的职务性学识比过去设想的要普遍
得多。20世纪中国教育的许多重要方面需要注意——从在晚清发挥作用的成
千个书院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时尚和教育方法，现代学校制度和通过报刊的
城市公共教育的成长，妇女的正规教育，出版社的兴起（如商务印书馆，1896
年创立于上海，是一所很大的出版机构，出版刊物和教科书），以及建立教
育协会和作为改良与革命温床的新学校。①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中，本章的中心
限于高等教育。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民国时期对重要的初级和中级教育史在
学术上过于忽视。它也反映了中国的教育革新者对创立能造就新的上层领袖
的高等学术机构所做的努力更为引人注目。
1911年后，中国政府长期软弱无能，为中国的教育革新者提供了一个难
得的机会。他们是热情的爱国者，并且仍然是享有学者声誉的一个阶层，得
以率先创立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学术机构。他们的新作用既有知识方面的，
也有制度方面的。在知识方面，他们面临的是必需把中、西文化传统调和起
来——就其广度而言，大多数思想家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艰巨的任务。这一
知识问题的巨大规模以及它被如何对待曾经在本丛书的其他卷中加以评估。②
所以本章只集中讨论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及其机构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在这里面临一个极为复杂而大半未探讨过的问题，包括三个主要方
面。首先，中国的思想史超越了其学术机构史，相比之下，我们对新儒家思
想的晚清学派——宋学和汉学，今文和古文，甚至桐城派——的了解超过对
学院、图书馆、印书馆网络以及孔学研究的赞助人的了解。第二，在中国对
日本的关系上，政治大大地掩盖了学术情况。几千名到东京去的中国留学生
大多数回国服务，他们并非都成了革命家，很多人无疑在晚清繁育起来的新
① 江勇振、柯文、默尔〓戈德曼、贾祖麟、威廉〓J。哈斯、约翰〓伊斯雷尔和苏珊〓佩珀等人对本章提出宝
贵的意见，我们深表谢意。教育这一课题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舒新城的早期主要文献汇编（《近代中国
教育史料》，4卷，1928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卷，1962年）以及多贺秋五郎编的最近文献汇
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3卷，1976年），都将在下面参考书目中提到。
① 关于识字教育，见伊夫林〓S。罗斯基的《清代的教育和民众识字》。关于书院，见蒂尔曼〓格林：《广
东的书院与城市制度》，载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75—498页。关于1911年前的新学
校制度，见萨利〓博恩威克：《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变迁：现代时期的开端》。关于商务印书馆在教育方面
的业绩，见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它包括了1897—1972年该馆的大事、出版物和报告书
等。关于一个省份（山东）的教育变迁，见戴维〓D·巴克：《济南教育的现代化，1899—1937年》，载伊
懋可和史坚雅编的《两种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第171—212页。现代中国教育的综合问题将由苏珊〓佩
珀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4章论述。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和《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7章和第8章。关于更近的新成果，见贾
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叙事史》。
式法政学堂任教，但教授的内容和范围，同日本对中华民国在其他方面的影
响一样，大量仍是未知的。第三，从欧洲和美国流入中国的教育影响构成了
种类繁多而且有些部分尚未探讨的广大领域。几乎所有国家和所有学科都被
卷入这场规模最大的文化移动之中。例如，各种各样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
使团是中国教会学校的后台，但它们只是一方挂毡里的若干细线而已。现代
西方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而中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