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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压力上升，而南京当局看上去是躲在绥靖政策之后时，学生的爱国热
情迸发为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甚至殴打政府官员。南京政权对学生的这些
抗议，最终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
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
有好几千学生被投入监狱。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现，出其不意地搜查学生
宿舍和同学突然失踪，使学生感到恐怖。这样，南京政权在控制作为一股政
治力量的学生运动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为取得这种成功，南京政
权同学生疏远了，在政治上把学生推向左倾，其中许多人终于变成了共产党
员。
政治镇压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主要手段。早在1929年和1930年，当时
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再也掩饰不了，南京政权就不再能得到民众
的支持。《北华捷报》在1930年5月写道，“与不到18个月前的热情相比，
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①三年后，颇有声望的《国
闻周报》评论说，“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②
南京政权决心镇压这股正在兴起的不满浪潮，加剧对批评政府者的控
制。政治上的反对者遭暗杀；爱报导缺点的新闻记者被逮捕；报纸刊物受检
查。因为政府对领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评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国人管
理的租界，或者是蒋介石的政敌控制的省份，如张学良的湖北省或陈济棠的
广东省，以求相对地安全。所以，南京的10年时期，中国不乏智力的和政治
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华中地区，对蒋介石政策的反对却是沉默的。
任何组织和群体，若要对该政权的权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
被该政权强加控制，使之无害。
然而，正如阴阳之间的关系一样，南京政权独裁主义的性质，也由它本
质上的虚弱予以平衡。派系活动和贪污腐化，腐蚀了国民党运动早期的革命
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风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积极性。所以，甚至这个政权本
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实现孙逸仙纲领目标的动力、献身精神和效率。但是，南
京政权之虚弱，还因为它在社会上缺乏稳固的基础。所有强大的现代民族国
家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相当大的部分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国
民党人在重视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不信任民众运动和个人的首创精
神；所以他们不能创造出那类基础广泛的民众拥护，在20世纪，民众拥护才
能导致真正的政治权力。
由于存在这些固有的弱点，南京政权有时不得不勉强地迁就现存社会秩
序的领袖，最显著的是地主和资本家。确实，这种自我适应引起了许多——
也许大多数——非国民党作家断定，国民党政权是那些阶级的阶级工具。①
而且，事实上，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时的确与这个统治政权的利益颇为一
致。例如，由于地主的反对，南京政权甚至对温和的减租法令也不予执行。
① 《北华捷报》， 1930年5月20日，第297页。
② 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 日），第2页。
① 例如，见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19—123页；小巴林顿〓 穆尔：《独裁和民主的
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民》，第 187—201页。
而且，南京的领导人有时竭尽全力维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复了共产党人曾
实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后，国民党人的惯常做法是剥夺耕种者，把
土地归还原地主。这种政策有时格外难以实施，因为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掌
握土地已达六年以上，界标和地契在许多情况下早已被毁。
南京政权也与国内更有实力的银行家关系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征收
权交给各省之后，中央政府从未设计出一种以税收或国营企业支持财政的办
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岁入约有1/5来自公债或银行贷款和透支。所以，
南京政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和银行家。而银行则从这种关系中获得
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价——往往仅为面值的60％至
75％——把公债出售给他们。这样，银行给政府贷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
利润。②许多同时代人，从而断定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的确，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政权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
们都反对社会革命，都害怕共产党，都对动员农工表示怀疑。但是，它们的
利益有时也相互冲突。1927—1928年，当南京政权采取恐吓、敲诈和绑架的
手段为北伐最后阶段筹款时，资本家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实情。1935年，政府
又剥夺银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仅仅凭借发行新政府债券，迫使私有的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受这些债券充当资本，孔祥熙一举使政府成为两家银
行的大股东。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金融
机构；截至1937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70％。①这些金
融策略，有效地结束了银行家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无疑
地表明，是南京政权控制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权。
地主的长远利益也常常与南京政权的长远利益相冲突。这些地主通常希
望维持乃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组织民团，开办学校，经办工程等地方
项目。他们也收税，表面上用于支持这些事业，可不知有多么大的部分税收
落入了地方士绅的腰包。形成对照的是，南京政权竭力扩大其控制，继续不
断地把它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推行到村。例如，已提出的税制改革预示
要恢复对地主拥有的土地的税收，而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以来，这些土地
是不为税收官员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试图把它的干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职位
上，同样预示着要把地方士绅逐出能带给他们权力、晋升和财富的位置。②
因此，在南京政权和这些地主之间，在利益及目标上有着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10年，这些矛盾引起的冲突常常被缓和下来，要么也仅
限于局部，因为当时南京政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产党和日本的问题
上，而不在地方行政问题上。因此，在这10年当中，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关系，
可以说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但是，径直把阶级性质归于国民党政权，
而不提它与地主及资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质。因为它首先
②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7—508页。
① 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161— 207页。（译者按，此书
有中译本，题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蔡静仪译，李臻校，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7月出版。）一项最近的 研究详细地表明，上海地区纺织厂主对于国民政府决非无能为力，但是他们 也
不控制政府。见里查德〓布什第三：《国民党中国的工业和政治：国民党政 权与长江下游的中国纺织厂主，
1927—1937年》。
② 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67—242页；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诸问
题》，转载于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84—298页。
依赖的是军队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国民党政权并不在
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
任何力量负有责任。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这是一个根本的
原因，说明为什么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冲力那么微弱；为什么国民
党的官僚政治，尽管贪污腐化和行政上无生气，却能维持那么久；为什么国
民党政权以那么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却能维持二十余年。当然，国民党政
权的有些成员是开明、能干、具有献身精神的。然而，大多数成员却利用这
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
幸福奋斗。
国民党诸派系
一个政权习惯上不受舆论的约束，容不得任何它未控制的有意义的政治
活动，那么在这种政权里，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竞争就不会在整个社会进行，
而是在这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