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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
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
例如在 1942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
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
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
① 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 60—61、134页；《战
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85页；陈达：《现代中 国的人口》，第55—56、112页，表58；陈达：
《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 机》，《社会建设》第1卷第4期（1948年8月1日），第17页；李紫翔：
《抗 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43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 题札记》，第20—
28页。
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②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1938年12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
必需品的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
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1941年10月，
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③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1942年10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
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
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
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
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
些警告置之不理，于1943年1月15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
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
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1942年起，它
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
（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
（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①。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
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
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
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
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1943年平均为
14％，1945年平均为67％。②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43年原棉的官价定得
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
—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
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1943年，生产一
吨铁耗费35000元；政府的铁价为30000元一吨。1944年，开采一吨煤的费
用从1870元至5000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1200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
15000元；但它只能以12000元出售。①
最后，1944—1945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
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1/4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15％以上。
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
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
②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79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 途径》，第8页；陶大
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25期（1944 年3月），第11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
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 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6—37页。
① 张嘉璈：同上书，第135—137、345—349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 货膨胀》，第 35—36、146—149
页。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45—346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 膨胀》，第149页。
① 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7—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 膨胀》，第217页；刘
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37页；淦克超：《战时 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
期（1944年3月15日），第72 页。
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
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 1944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55％开工。重庆
80—90％的钢铁厂在1943年春到1945年早些时候倒闭；1944年320家机械
厂中有50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250家煤矿中，大约有185家在
1943年至1945年间倒闭。②
到1945年3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44年矿业生产只是1942
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铅，49％；钨，27％；锡，27％；铜，24％；锑，6％）。
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1944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
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13）。
①
1944年11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
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 1944年 11月与 1945年5月之间，钢的生产
增长50％；生铁，46％；煤，35％；电力，8％。尽管有这些增长，1945年头三
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
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
是工业。②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
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11％左右的资本。然而，到1942
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17。5％，资本的70％，
工人的32％和马力的42％。③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
四家政府银行。1935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
基础工业”。到1944年12月，它经营92个工业单位——33家工厂，38个
矿和21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11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
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
生产轻工业品。④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
迁移。从1938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
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1943年和1944年，它的直接投资超
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30％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
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①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
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
②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35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 第28—29页；刘敏：
《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28—29页。
① 《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1日，第3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369页；《商
务日报》，1945年9月9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 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
年4月1日），第202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7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141、 316页；
《商务日报》， 1945年1月18日；《商务时报》 1945年 8月7日。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315—317页； 陈真编：《中国近代
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22页。
① 《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376页。
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1940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
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