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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山城遵义单独办
学，国立中央大学则在重庆郊区。①
表9 战时教育机构的损失
大学和学院数量损失（中国元）
国立2337003467
省立168045919
私立（包括教会大学）3844171005
据报损失总数89220391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随他们的学校迁移，教师也是如此；战争
的破坏使1937—1938年成为受挫和损失之年。1938年全国学生注册总数比
1936年减少约20000人，而教师数量减少约2000人，分别降低约50％和30％，
当时高等院校的数量则减少到91所。②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
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
蓄意行为。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
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
用，而蒙受财产损失。据教育部汇编，到1940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
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9。①
①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3页；又见《教育
杂志》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抗战以来的高等 教育特辑。
②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3页。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
第3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29页。
①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22—26页。因为得不到10 所院校的数据，而且
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1940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92441020元。②然而
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
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
1937—1938年的低点91所开始上升，超过了1936—1937年的水平，在1940
年达到113所。1945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145所，同年注册学生
增加到73669名，③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
素。1937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
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11月1日开课。校舍
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
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
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
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
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1938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
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300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
月，行程近1000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
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①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
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1940年，注册学生增加到
3000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1940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
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1938—1939年仓
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
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②蒋梦麟、梅贻琦和张
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
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
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
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
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
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切断了与华北
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一个长期的难题是怎样获得
图书和设备。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
别在1940年滇越铁路中断之后。1939—1940年国民政府提供了100万美元
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1945年“仍未全部到达”。政府下令中学的
② 《战时中华志》，第189页。根据另一计算，1936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39275386元，不及
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
月15日），第7页。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朱家骅：《抗战第八年之教育》，载《朱
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2页。
① 见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②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载《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之一），第25—39页。
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
措施远远不够。①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同
时，图书馆书本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
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
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
的大米。②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
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1941年16000多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③补
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
其他必需品了。1941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
季抵押书本赎冬衣。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现政权
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
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
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
青年转向共产党。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
的冲突。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
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从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支持，他阻碍了
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
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1940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
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份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
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
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①这个声明显示
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
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
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
研究。1941年9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
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
油燃料的利用。②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
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后的岁月
①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3页。
② 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见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