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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拿走俑头的人们中，只有一个70 多岁的老抠作了完好无损的处理。她把俑头的尘埃用水冲洗干净后，在自己那两间低矮灰黑的土屋里摆上案桌，将俑头小心地放在上面，点燃香火，以虔诚的姿态大加叩拜。自后，家中整日香烟燎绕，老妪的精神日渐爽朗起来，和儿媳的吵骂也明显减少。
正当人们对陶俑大加戏弄，损毁或膜拜之时，村南的井下发现了更加奇特的情形。
在离地面约5 米的深处，大家发现了青砖铺成的平面，同时，还有3 个残缺的弩机和无数绿色的青铜箭头。这是地下军阵向两千年后的人类发出的最后一丝信号，兵器的出土意味着对砖瓦窑和神庙两种推想的彻底否定。随之而来的应是一种更切合历史真实的构想诞生。可惜，这里没有人再去理会这最后的讯息，更没有人再围绕这稍纵即逝的讯息去思考些什么了。让众人欣喜和激动的是，尽管没有找到地下水，但却找到了硕大的青砖和铜器。本世纪20 年代，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周围，不断有秦砖在农民的耕作中出土。
这些刻有精巧图案的秦砖，引起了官僚、军阀以及小姐、太太们的兴趣，从而兴起一阵抢购秦砖之风。伪陕西省省长宋哲之，曾用一块秦砖一斗麦的高价，搜购了一汽车秦砖拉往省城。农民们并不知道秦砖汉瓦的文物价值，见抢购之风兴盛，便好奇地四处打听和猜测，最后一致的结论是：用秦砖作枕头，可以避祸免灾，延年益寿。对于今天正在打井的农民来说，砖层的出现自然是个喜讯。尽管一时还不能辨别是不是秦砖，但毕竟是古代的东西，先拿回家做成枕头试验一阵子，再做好坏真假的结论，则是最明智的办法。于是，井下的秦砖很快被哄抢一空，走入千家万户的炕头。
当别人哄抢秦砖时，有一位青年却棋高一招。他默默地伏在井下，从泥土中捡拾看上去并不显眼的青铜箭头。附近的三里村收购站以14。4 元的代价，将这几公斤青铜购去后，村人才蓦然醒悟：“还是这家伙有心计。”打井工地围绕着“瓦爷”的出现这个话题，确是沸沸扬扬热闹了一阵子，终又归于静寂。大家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重新抡起手中的撅头，向大地母亲的肌体劈去。
那支庞大的地下军队，不惜以个体毁灭的代价向世界投递信息，却未能得到破译和救援的相应的回声。人类的目光，穿越军阵又匆匆移去，双方都未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纵然地下拥有千军万马，但他们已无法再向人们发出一丝哪怕是微弱的呼唤讯息了。
绝望中诞生
历史应该记住他的名字——临潼县晏寨公社水保员房树民。
他的工作职责是管理、调配晏寨公社的水利建设和水源利用。西杨村打井的消息自然会输入他的意识储存。事实上，这口井开工的第三天，他就察看过地形和工程进展的情况，并对在此处取水充满了信心。于是，听说井已深入地下5 米多，仍不见一点水星时，他便揣着诸多疑问来到西杨村。
“这口井为啥还不出水，是不是打到死线上去了？”房树民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询问。
“不像是死线。可不知为啥，打出了好多瓦爷。”杨培彦回答。
“什么样的瓦爷？”房树民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像真人差不多，还有好多青铜箭头、秦砖。”杨培彦含着烟袋，像叙述一段久远的故事，详细地介绍了打井过程中发生的一切。
房树民来到了井边。
他先在四周转了一圈，捡些陶片在手里端详敲打一阵后，下到井底。
井壁粗糙不平，一块块陶片、碎砖嵌在泥土里，只露出很小的部位。他用手抠出半块砖，来到组长杨全义的跟前：“这井不能再挖下去了。”“为啥？”杨全义吃了一惊。
“你看，这砖不是和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秦砖一样吗？”“差不多。可要这些东西也没啥大用处。”杨全义仍然不解其意。
房树民爬出井口，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我看这像古代的一处遗址。
先让社员们停工一天，我打电话让县上来人看看再说。”当天下午，临潼县文化馆馆长王进成带领文物干部赵康民、丁耀祖，骑车来到西杨村。生产队长杨培彦介绍了一番情况后，领他们到菜地、滩头查看了几个较完整的陶俑。几个人震惊了，他们在临潼这块文物宝地，接触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古文物，从未发现过如此高大的陶俑，惊诧之余，又一时难以断定属于哪个朝代的文物。假如是在秦始皇陵的封土边出土，则无疑是属于秦俑。可是这里离那个高大的土冢，尚有三里多地，秦俑跑到这里干什么？
他们没有为此多伤脑筋，目前最急需的是把这些文物收拢起来，以后再慢慢研究。
“这可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井不要再打了。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拢起来，送往县文化馆收藏好……。”馆长王进成对杨培彦叮嘱了一番，即刻返回临潼。
第二天，县文化馆赵康民又骑车来到西杨村，和社员一起四处收拢捡拾陶俑、陶片，同时又赶去三里村废品收购站，将青铜箭头买回，装满六架子车派人送往县城后，他再来到打井工地。从农民家中找来铁筛，将可能带有陶片的泥土全部过筛，以寻找细小的陶俑碎件。许多俑耳、俑鼻、俑指被筛了出来。赵康民又指导社员在井下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发掘。
目的基本达到，赵康民以惊喜和激动的心情，伴随最后一筐陶片进入临潼城。
如果说水保员房树民的一个电话，使这支地下大军看到了一丝面世的亮光，那么，这点亮光也仍然只是暗夜里的萤火，一闪即逝了。
临潼县文化馆没有将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继续上报，只是让文管干部赵康民在馆内的一角悄悄地对陶俑进行修复。这种令人费解的心态和处置方法，使这支地下大军再一次陷入绝望。
当然，文化馆领导及赵康民也有自己的苦衷。那还是在1964 年，正是全国上下大搞“四清”运动时候，年轻气盛的赵康民曾因为把渭河北岸出土的南北朝时代的几个石雕像用车拉到县文化馆收藏，结果被当作搞“封资修”的典型，在全县通报。
历史上常有许多东西应该属于未来。眼下，“批林批孔”正热火朝天，鉴于历史的教训，在报与不报的两难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陶俑进入临潼县文化馆的两个月后，由于一个青年的偶然出现，使这支地下大军终于绝处逢生，大踏步走向当今人类的怀抱。
正在家乡临潼县度假的新华通讯社记者蔺安稳，无目的地来到爱人所在的县文化馆闲逛。当他走到陈列室一个淡暗的角落时，心蓦地一颤，禁不住出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没有人回答。
蔺安稳急急奔上前去仔细察看。只见一个个形同真人的陶俑，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好不威武。他当即断言：“这是二千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自小喝渭河水长大的蔺安稳，太熟悉自己的故乡了。周幽王戏诸侯的烽火台、杨玉环洗凝脂的贵妃池，项羽火烧阿房宫、刘备智斗鸿门宴……无数流传民间的故事伴他度过了天真活泼的少儿时代。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他便按照父辈讲述的故事，四处寻觅遗迹。秦始皇陵那高大的土冢也由此成为他嬉戏的乐园。他曾无数次从陵墓的封土上滚下，又无数次攀上去。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足迹和青春的梦。
1964 年， 23 岁的蔺安稳结束了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的四年大学生活，迈进新华社国际部的门槛，开始了记者生涯。不幸的是，一帆风顺、踌躇满志的蔺安稳在“文革”中因为写了一篇《和陈伯达、戚本禹商榷》的文章，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隔离审查。在这段岁月里，他通读了《史记》、《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凡书中提及有关家乡的章节句子，他都牢记心怀。有关秦始皇陵的记载更是烂熟于心。正因为如此，他才敢对面前的陶俑作出大胆的结论。
蔺安稳以记者职业的独特敏感和根据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去西杨村作了深入调查了解后，写出一篇最终改变了这支地下军队命运的文章：
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陕西省临潼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