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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俄国〃十月革命〃）的样子。按当时的规定，我不再到学生的班里去，而是返回教研室，教师集中学习、开会。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一个学生干部来到我的宿舍。敲开门后，站着，且神情严肃地通知，下午去参加他们的班会。我问会议的内容，他不肯坐下，也没有回答便径自离开。下午两点我来到32楼，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也有关于我的，还配有漫画，好像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说着什么《凡卡》是我给他们上写作课时分析过的文章。我来不及细看，屋里出奇的安静；都看着我，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层和过道都坐满了人，只有靠窗边空着个凳子：意识到这是我的座位。便低着脑袋，匆匆走到窗边坐下。
这时，主持人宣布：〃今天我们开班会，对洪子诚同志进行批判。〃这突如其来的〃批判〃，和突如其来的〃同志〃的称呼，顿时使我陷于慌乱之中，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便听到〃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话。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掏出笔记本，转身面向桌子做着记录。从批判发言中，我逐渐明白了我的问题是什么。一是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阶级情调。另一是当班主任犯了〃阶级路线错误〃，重用出身反动阶级家庭的学生；不错，支部和班会干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家庭，但〃洪子诚没有真正依靠我们，思想深处是喜欢那些少爷、那些小姐的〃。发言有的尖锐激烈，有的语调措辞却有些迟疑；前些天还称我老师，现在当着我的面，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理直气壮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墙放的，这使我记录时可以不面对学生，情绪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点，已经有些平淡的会议，突然出现一个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铺的学生揭露我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他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我愣住了，但他说的确有其事。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会出〃初到北大〃之类的作文题，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如果我们要战胜平庸，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敏感，发现你的真实体验；拿游行这件事来说，每个人的发现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出发，写到见到毛主席，到最后回到学校；可以写出发之前，也可以写归来之后；你所认为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写的……这个同学说的，应该是指这件事了。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批判会倒不知如何再进行下去。于是，主持人宣布结束。屋子里又回复到开始前那种异样的安静。我收起本子，在众人沉默的注视下，匆匆离开。
回到宿舍，从本子上一条一条地看着我的〃错误〃，越看越觉得伤心、委屈，甚至产生怨恨的情绪。回想着我如何认真准备每一次课，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写着批语，如何对学生个别指出存在的问题。我忘记了当时的社会和社会心态，钻牛角尖一样想不通，真诚的劳动为何得不到承认，反而受到指责。很长一段时间，便陷于〃自艾自怜〃的沮丧之中，并为这种情绪的合理找到解释。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我们〃忘记。说〃我们〃，是因为不管学生，还是我，都被引导、并投入到对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关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在那几年，也已成为家常便饭。我和学生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很快也恢复到原先的状况。而且，好像是一种默契，关于那次批判会，我们后来谁也没有再说一个字。但是，对我来说，存在于心理上的隔阂、障碍，却没有完全消除。
第59节：一点往事 文/洪子诚（2）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1969年夏末秋初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阳湖畔的〃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处理：书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大学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不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里通外国〃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人读到。想来想去，终于，走之前的一天，在十九楼（中文、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页页撕开烧掉。烧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1958、1959年间的那些部分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反右派〃运动结束不久，便是全国的〃大跃进〃。除了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加除〃四害〃、大炼钢铁，参加为创小麦亩产十万斤记录深翻土地的运动外，在学校便是〃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北大是著名学者会聚的地方。我们进校之前，对文史哲〃权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他们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冲击〃。记得，中文系的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骅、高名凯，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游国恩、王瑶，他们有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在这期间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先生。
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这个〃任务〃为什么交由我来承担。我清楚的是，无论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具体批判对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学校的事，更不可能由我们这些很少政治经验和阅历的青年学生所能决定。对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未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那是三年级的必修课），书中述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认定《史稿》是资产阶级性质，我们这些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小人物〃，就有资格藐视权威，于是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就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党的领导〃〃研究方法〃等若干专题，进行准备。我被分在最后的小组。我们先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周扬总结〃反右〃运动的文章，然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武器〃，来寻求《史稿》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暑假已经开始，我在参加了几次讨论后，便回南方的家乡，待到开学归来时，同学已写出几篇批判长文，并已交到杂志社。不久，这些锋芒毕露的长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题为《文艺界两条道路的
斗争不容否定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是的，当时我们班组织的文学社，便以〃鲁迅〃命名。我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成果的发表，听着在校坚持战斗的同学对写作的情景的讲述，我感到很惭愧。在批判开始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给我写了这样一行字：〃你闻到硝烟的气味了吗？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了吗？〃但我却临阵脱逃，这使我后悔，觉得这个缺憾，将难以弥补。
第60节：一点往事 文/洪子诚（3）
在批判文章发表后不久，王瑶先生的名，便从《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消失。我无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时的内心活动，但我知道，他本来也是想顺应潮流的。在〃反右〃刚开始时，他就发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对于〃右派分子〃的谴责。这篇文笔、结构相当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艺报》的头版头条。1958年初，他的评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运动》一书的长文，也刊在《文艺报》上。他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但王先生没有能使自己免于〃厄运〃。
临近毕业，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几年中损失很多。许多该上的课没有上，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