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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化非彼文化也。
文化的唯一生命就是传承，而文化传承的前提必须是让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文化的包容性决定文化的生命力。有灵性的文化才能持续发展，三百年的大唐基因，两百年的宋朝文明，传递下来的就是妇孺皆知的唐诗宋词。而版纳的一切，在傣文化的任意一个角落，都能觉察到文化的灵性。因为是童话，所以通俗易懂；因为通俗易懂，所以至今流传未衰。
偶然之间，我通过一个朋友再次理解了在版纳那个童话王国文化的深层次含义，那是一个叫做钱悦的同学，由于不在一个学院，我们起初并不认识，只是因为在某个论坛上她和我一些曾经的好兄弟、好朋友帮我澄清了许多本不相干的事实和谣言。后来我在不经意之间得知这一切的时候，她们已经写了很多帮我说明事实的文章，并将那些并不存在的传闻一一澄清。结识之后才知道她原来是来自版纳的女孩子。偶尔一次聊天，才得知她本身就是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家庭中，她的祖父和祖母分别是彝族和羌族，而她的外祖父外祖母则分别是哈尼族和傣族。闲谈之间，她的低调谦虚和诚恳务实让我印象极为深刻。语言婉约而得体，乖巧而又真诚，一如童话里华丽而又高贵的公主。
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极为闭塞，但是必须基于最初的文明基础和文化底蕴；一个是高度开放，那种文明就是源自于文明本身的建立和融合。前者是历史，而后者则是传说。
当历史和传说合二为一的时候，它就构成了一个个如烟花般的华美童话。
一个城市的童话（3）
当勐泐改名为景洪的时候，所有具有悲剧性质的童话也就成了这个肩负历史的地域所必须的一个重要寄托。而当这个全新的城市在中南亚飞速发展的时候，所有广大而又神奇的神话故事在顷刻之间就自然而然的传承到了景洪这个城市。
人类的审美观念和追求美的情调并没有改变。承载所有童话的城市将永远是美丽而又华丽的城市。所有的胜景都将会像流星雨一样在四处坠落。而古老的城邦却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童话，而现代的大都市也在流传着依旧感人的童话。
似乎所有的童话作为一个文本流传下来就必须带有一种悲剧色彩。从古希腊埃斯库鲁斯时代到东京爱情故事的烟花童话，似乎是从雄浑壮阔的英雄史诗悲剧到婉约细腻的爱情悲剧的一个转折。有华丽风景的地方必定会有美丽童话，当一个城市繁华到了极致的时候，其童话必定会在惨淡中收场。
当我漫步在景洪街头之时，所有曾经繁华的一切都悄然而逝，取而代之是撑着雨的露天咖啡并透露出喧嚣的繁华都市，远处咖啡厅和Adidas专卖若隐若现的在闪烁霓虹的街道另一侧吸引着众多小资们的眼球。街道上并不高但极有风格的楼房以及有些华丽的风情建筑与晚霞的余晖相互辉映，高大的热带常绿植物在天空中显得格外挺拔，红色的云霞在天空中漂浮，水果的香味在湿润的空气中氤氲，淡淡的蓝色天穹洒下明快的光线，而我正在街上恣意的游走。
很多人忘记了他们曾经的祖先，一个叫做帕雅真的男子。或许这个城市的女子正在陶醉于TomClause或是其他港派小生的仪容之下，而那些光影镜头下的人物似乎在这个特定的时代显得有些浮躁不安。而最纯朴的一个叫做帕雅真的男人却渐渐的从女人们的心中离去，也许这个童话的悲剧性能够在原始而又古朴的环境中继续延伸。
当所有的城市卸下华丽外衣的时候，每一个游走在城市边缘的灵魂对于这个城市的童话感到是如此的陌生和难以理解，这就像我们面对着巴黎的塞纳河、布拉格的查理桥一样。所有带有华丽风景的城市都是一个童话的城堡，在这个城堡里始终是一成不变的故事，包括景洪、雅典或是罗马这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深邃底蕴的古城。当童话变成悲剧的时候，整座城市已然陷入了深深地历史漩涡之中。但是比如上海，比如广岛或者是布达佩斯，这些奢侈的花样城市却在一个个新的童话中不能自拔。
最后的风花雪月（1）
当我被大理凛冽的寒风吹在身上并瑟瑟发抖的时候，然后就很自然下意识拢了拢衣领。四周商店紧闭，街上行人寂寥无比，昏暗的路灯在光滑的大理石上映射出模糊的光芒。在猛然之间抬起头看到路边那张硕大无比的广告牌，“大理州红塔水泥厂2002年省优产品云南电视台上榜品牌。”
关于大理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我想会有很多事情或是传闻曾经发生在那带有历史痕迹的青石板路上。当我沿着那条萧条而又昏暗的街道缓缓前行时，大脑里一片空白。那些在电视在电影里浮现出来的影像，一一在我眼前划过。
面对大理的历史，在这座古城之下我必须装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无论是当时蜀身毒路还是在茶马古道，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疾驶而来，路上浓烟阵阵，在血色的阳光之中，零乱的灰尘在朦胧的光线中次第飞舞。模糊之下的古城，隐隐约约中似乎能看到一座不入流城市的喧嚣声。
任何人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一切不所知的环境和地域对于一个全然陌生的人来说都是充满了神秘和好奇。无论是捷克的布拉格还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风景大抵只能在千里之外的遥远之处。而这种思想不只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俯拾皆是。
于是所有的未知的国家，一切来自于其他国度的游客都是一群群无知而又愚氓的观众。在里昂的大街上总有一群群拿着DV或是照像机的外国旅客摆着各种姿势拍着那些对于当地人来说已经是眼熟能绘的图像，所以在很多花哨的城市写真图片上总能看到那些茫然的眼神。
福利西德说过，相同的风景能产生不同的影像。而这句话往往是一个很奇特的悖论，因为很多摄影家都明白，相同的影像往往来自不同的风景，而这种巧合确实存在。于是，更多的作者于是在光与影的切换中感觉无措。
当一个人厌倦城市森林的生活之后，于是才会慢慢的开始发现城市里的变化是如此的有趣。当夕阳在漫天碧透的城市上空时，我常常能在有些混浊的湖水里捕捉到一些很尴尬的影像，树荫下的影子往往是带有各种颜色的彩灯，而远处碧波万顷的湖面之上则能听见发动机的轰鸣声在耳边挥之不去。
用很多伪生态学者们说的话来说，这个叫做返朴归真。这种荒谬的言论常常能够博得一些投资商或是庸吏们的赏识。其实所有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合理，所谓的合理都是有限度的合理，而丽江古城的合理性只是存在于一种特殊的框架内，开发大理的时日远远要早于丽江的开发。当我们在丽江醒悟的时候，在其之前将会有更多的城市因此而声名狼藉。
大理州最早的渊源就是当时极具盛名的大理古国。
公元九三七年，一个叫段思平的人和乌蛮三十七个部落签订盟约，推翻了当时的大义宁王杨干贞的统治，建立了一个叫做大理的国家。
根据史书的记载，这个大理国的统治者段思平绝非当地的民族首领，更不是野蛮的占山为王的乌合之众，段思平的家族是一个血统纯正的汉族，而且是一个极具名望的钟鸣鼎食之家。当时的族谱上说得很分明：大理国段氏，出自中原姬姓，为中国周朝王室之姓。周文王姓姬名昌；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文王。在《新唐书》里面也记载的极为分明，郑武公的小儿子共叔段，其后代以其的名字“段”为姓氏，迁徙到西南一带延续至今。
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史书要将段思平称为白族的政治家，或许和他曾经任职过的地方有关系。他的祖先一直在南诏王朝里面做大臣，他的父亲在晚年的时候曾经做到了右辅国将军，位极人臣，而青年的段思平自己也做了通海节度使这个千军主帅。
这个职务或许决定了他的反叛——从安史之乱开始，节度使一度成为了一个敏感的职务。兵变似乎成为了五代之乱直至陈桥兵变的原因之一，但是在遥远的南诏，还在保留着这个位高而又权重的官职，三十七岁的段思平在这个官职的位置上一呆就是十年。
所有的农民和奴隶成为了他号召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