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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⑴，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⑵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⑶，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处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进行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的前夜，依然和日寇对立着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中央和地方之间，CC系和政学系⑷之间，CC系和复兴系⑸之间，顽固派和中间派之间，皆有矛盾，CC系内部和复兴系内部又各有矛盾），国内的情况（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同情共产党）和我党的政策（继续抗议运动），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继续过去五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故目前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
（三）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⑹，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未得合理解决之前，我们对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派所造成的皖南事变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仍应继续严正的抗议运动，扩大第一个十二条的宣传，不要松懈。
（四）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指示⑺，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注 释
〔1〕 参见本书第三卷《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关于这次反共高潮的叙述。 〔2〕即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解散新四军的反革命命令。
〔3〕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大弹“政令”、“军令”必须“统一”的滥调，声称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容许存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必须依照他的“命令与计划，集中于指定区域”，等等。同日，在国民党反动派操纵之下的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个决议，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辩护，对共产党参政员因抗议皖南事变拒不出席参政会一事，大肆攻击。
〔4〕 见本卷《战争和战略问题》注〔16〕。
〔5〕 参见本卷《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注〔17〕。
〔6〕第一个“十二条”，即本卷《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的《谈话》部分中提出的十二条，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又用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名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第二个“十二条”，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作为共产党的部分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临时办法。内容如下：“一、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的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的命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中共领导的军队，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应共辖六个军；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十、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枝；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个党派派遣代表一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7〕 〔7〕见本卷《论政策》。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三月十八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⑴，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准备新的对华大举进攻。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⑵和马日事变⑶。上次反共高潮⑷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二）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⑸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⑹，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⑺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⑻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