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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贡献和持慎重态度的理由
回首往事，人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英国人就采取了大量实际的措施，为进攻法国的成功铺平道路。如果说他们拒绝了“大锤”行动的话，他们并没有回避早在1942年8 月单独承担越过海峡，对迪埃普实施的那次伤亡惨重的偷袭。那是一次失败。但是，英国人认真地从中吸取了教训，这些教训对于促成“霸王”行动的成功是有价值的。正是英国人发明并首先设计了战争工具——坦克登陆舰，有了这种工具，抢渡英吉利海峡就成了切实可行的军事行动。正是邱吉尔先生设想出，他的工程师们大胆地独创性地建造成必不可少的沿海人工港，1944年整个夏秋，盟国远征军才得以靠这些人工港从海滩获得补给。摩根将军是一名英国军官，他完全忠实于横渡海峡的思想，他有一名能干的美国副手和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但是自始至终，这位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的合作和支持比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更为积极。正是这位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把一个模糊的计划推进到解决实际问题的阶段，而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促成贯彻执行“霸王”行动的坚定协议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英国人1942年迫切要求我们进入地中海；1943年春，该地区的英美两国军队把非洲的轴心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接着盟军进攻西西里，从而促使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导致巴多里奥的意大利投降。盟军随即在意大利本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役，牵制、疲惫了巴多里奥投降后希特勒派驻意大利的德国师，通过武装和补给铁托的游击队不断消耗希特勒派驻巴尔干地区的德国师。采取的这些措施符合英国人的论点。英国人的这些论点也许出于他们本身的政治利益，但是这些论点是有军事意义的。“象限仪”会议以后，不是美国人，而正是邱吉尔先生和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强调实施一项更为强大的横渡海峡进攻的必要性，而且肯定地说，他们全力以赴地保证了海洋运输，并采取其他措施以确保集结兵力，促使这次进攻成为决定性的行动。早在1943年5 月，英国人就组建了一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部，为这次进攻制定具体计划。与此相反，美国人在10月份以前并没有作类似的准备。总之，可以雄辩地说，“霸王”行动之所以能确保成功，应归功于英国人（ 还有罗斯福先生） 的现实主义态度。
二次大战中，英美两国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成就。但相互怀疑的事实也是存在的，由于除了美国人的疑心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而显得格外突出；美国人怀疑英国人从来不信守他们对大规模横渡海峡进攻的一再保证，总是提出这样的先决条件：当进攻日期临近时，形势必须是大有成功的希望。这个先决条件当然是合乎情理的。
无可否认，英国人对待“围歼”计划和“霸王”计划的态度比美国人更为谨慎。鉴于英国人过去的经验和他们在1943年的处境，这是不足为奇的。
1942年，英国人为所遭受的新的、可怕的创伤而痛苦，这使他们对德国人的力量比我们更敏感。1942年春，美军参谋长们坚持“大锤”计划，这一点无疑地证实了英国人的这种印象：美国人在军事方面既鲁莽，又缺乏经验。一年后，马歇尔将军承认，“大锤”计划很可能是自杀性的。尽管英国人对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怀有真诚的敬佩之情，但是他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他们两人在实战中连一个团都没指挥过。自然，他们确信自己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智慧的优势，并且倾向于把美国人看作聪明但固执得象令人讨厌的孩子。他们也不能消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可怕回忆。那次大战中，他们第一次把一支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投入欧洲大陆，并且看到整个一代年轻的英国人被毁掉了。“英美两国青年的鲜血染红了海峡之水，海滩上布满了他们的尸体”——这一想法萦绕在邱吉尔的脑海中，当美国人炫耀他们有强大无敌的资源可以作为横渡海峡进攻的后盾时，英国人想起了上次大战中美国人所作的同样的，但除了人力之外，并没有兑现的保证。这一次我们加倍兑现了。到1944年，我们在决定性的地点按时提供了堆积如山的器材。但是，1943年时，英国人面临的事实是，美国人为1944年5 月1 日横渡海峡进攻提供了仅够一场规模不大的进攻所需的坦克登陆舰。
随着“霸王”行动开始时刻的逼近，英国人盘算着“霸王”行动将使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的基本实力遭到多大损失，这是他们持慎重态度的一个重大理由。他们面临的事实是，到1943年秋，他们的经济和军事人力已动员到所能忍受的极限了。他们的损失要比美国人大得多。一场大规模的“霸王”行动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招。即使成功，他们也无法弥补所受的损失。他们的国力同美国相比不仅将相对地衰落，而且将绝对地衰落，将使大不列颠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二流或三流国家。这次进攻的失败将意味着，即使不是毁灭，那也是战争的延续。完全可以肯定，英国将无力支持下去。1943年秋，英国人深思熟虑地权衡了这种前景，并以他们特有的现实主义和勇气接受了这种前景，作出了对“霸王”行动的最后承诺。
美国的战略过分僵硬吗
英国人责怪美国人的军事思想僵硬，这是不公道的。邱吉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宣称：“总统（ 罗斯福） 受到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偏见的压迫。”他还通过一次著名的大发脾气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感到如何遭受“美国人斩钉截铁的、合乎逻辑的、大规模的、成批生产的思想方式”的压迫。看来英国人对美国人工业生产体系的能力或限制条件都没有充分理解。美军参谋长们之所以坚持在一次大规模行动开始之前很久，就应制定有目标日期的计划，这是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大批量生产的经济条件下，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无法为一次大规模进攻准备好用复杂的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部队；这些装备的生产必须通过整个战时经济提前安排，而把它们输送到遥远的海岸，则需要准备和编组一支拥有各型舰艇的舰队，更不用说这一切需要互相协调了。鉴于我们成批生产复杂而多样化的现代战争工具的体制是高度分散的，有理由认为美军参谋长们远不是僵硬的理论家，而是在求实精神的指导下，坚持严格遵循总的、有明确日期的目标。当邱吉尔先生把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1944年春的某一天为横渡海峡进攻日期描绘成是美国人成批生产思想方法的典型时，正如戈登·哈里森指出的，这就等于谴责美国人拥有成批生产的经济。英国人思想的必然结果是灵活性，一有机会就抓住它，把部队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以便利用敌人的弱点。“火炬”行动的经验应该足以表明，一旦一支大部队投入战斗，同时大规模的海外基地和通信体系建立起来，要这样做是不容易的。这一事实是邱吉尔先生那无止境的想象力似乎从来不理解的。
最后，必须对美国人说一句公道话：当罗斯福先生让金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放手大干，从而使英国人深感焦虑时，他无异赞同一种更适合于全球性两线作战的战略，而不是严格遵循德国第一的方针。
分歧的解决
在关于横渡海峡的进攻和地中海作战的辩论中，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固执地坚持他们的看法；他们激烈的有时是白热化的辩论给他们的战略打下了烙印。但是，他们的辩论总是以对下一步的行动达成妥协而告终。我认为有两种力量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一是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的决心：英… 美联盟的团结必须高于一切。二是常识，或者换一个更合适的说法，那就是理智地处理出现的具体问题的能力。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为这种能力感到自豪，把它作为法理学和事务管理方面的两国共同的传统品质。由于他们决心相依为命，每走一步都必须取得一致，因此他们实际执行的战略反映了双方的思想。他们在整个1943年，一步一步地走向美国人所向往的集中兵力进行的大规模进攻，但是，这种逐步的前进也容许英国人所相信的保持较多的灵活性和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在他们所执行的计划中，双方都在合理的程度上赢得了他们所争取的东西。敌人控制下的地区周围的包围圈已经收紧了，直到变成绞索。敌人的城市遭到了轰炸和烧毁。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