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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失望地哭泣着，哪里想到我居然还有重温达段牢房生活的时刻。假如没有这段经历，我怎么也体会不到遭监禁并辗转于几个俘虏营生活的滋味。我曾被安置在木板房里居住，例如在黑尔斯布鲁克，80名女犯挤在一个房间，只用一个脸盆，睡的是上、中、下三层铁床，床上没有垫子，由于人多，空气不好，真让人担心会憋死，对大小便也不得不加以控制。前途莫测使人们忍受着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
在坐牢期间，我曾两次恭听安德鲁斯上校训活。1945年9月19日下午4点钟，我们被集中到监狱的大厅里，在那里除了我和我的同事沃尔夫以外，还有冯·布洛姆贝格陆军元帅、泽尔特部长、比尔芬格先生、沙伊特先生、厄廷先生、康拉德博士、拉胡森将军、博莱思将军。安德鲁斯上校还是以往那身装束，再次向我们训话：“你们是作为重要证人来纽伦堡的，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安排你们住在监狱里，因为本来安排证人住的房子还没有腾出来。今天你们将搬到另一个大楼里去住，在那里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在那里也必须服从命令，但是你们会方便得多。”
我们乘囚车来到菲尔特的兵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安置在看上去根本就不曾有人住过的、一座遭到过炸弹破坏的大楼内二层楼一间房子里，室内有两张铁床和一个窄柜。我们俩与那些先生们都在地下室进餐，服务员是从“德国饭店”调来的。在单独关押几周之后，大家又可以相互讲话了。我们感到真像进了天堂。我们也可以在哨兵的陪同下出去散步。
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晚上，一个美国人向我们的房间走过来，身上只穿件网眼衬衫和裤子。他拿手电筒先照了一下约翰娜·沃尔夫，然后照我，我喊了起来。于是这个美国人匆匆跑掉了。这件事所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又被用囚车送回了纽伦堡，再次关进了单人牢房。
安德鲁斯上校对我们进行的第三次训话是1945年9月27日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他当着一大群医生、女军官和精神病专家的面宜布说，“莱伊博士于今天夜里自杀了。”美国人认真地观察着莱伊博士过去的女秘书、对马德莱娜·万德勒恨之入骨的布吕宁霍夫女士的反应。安德鲁斯详细地谈了莱伊博士如何在厕所里悬梁自尽的经过。
布吕宁霍夫女士被允许离开接待室。在约翰娜·沃尔夫的搀扶下，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在我看来，布吕宁霍夫是在逢场作戏，因为她对莱伊博士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审讯我时，他们问我希特勒是否向我口授过1939年他向军官们发表的讲话，说约翰娜就此已做了交待。我如实地回答说，在他计划采取某种行动之前，他从不口授任何讲话。然后又问我，绍布是否曾威胁要把我送进集中营。1945年9月27日，精神病专家凯利博士要求我写一份关于希特勒的书面材料，经他多次催促我才写了出来。
一段时间以后，单人监禁结束了。也就是说，白天牢房的门一直敞开着，我们可以按照时间表从事劳动（为美国人打扫办公室，为犯人缝补被褥和衣服）。有一天我们听说孔蒂博士用一件毛衣将自己吊死了。此后又对我们的牢房进行了搜寻，检查有没有危险物品。在犯人们住的大楼里，窗台都被拆掉了，牢房里的凳子也都被拿走了。
1945年11月13日下了第一场雪，这天下午，“首脑人物”的女秘书们如里宾特洛甫的女秘书布兰克小姐、弗兰克部长的女秘书克拉夫特齐克小姐、莱伊博士的女秘书布吕宁霍夫小姐、欣斯特女士、一位女护士和我被带上一辆卡车，向着不明的方向驶去。像往常一样，谁也没告诉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不过，不久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去向，因为美国司机半路上曾向站在路边的美国大兵询问通向黑尔斯布鲁克俘虏营的路。正在这时，海伦娜·克拉夫特齐克（美国人称之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谈到某件事情放声大笑了起来，站在路边的美国大兵对着她说：“别看你今天笑，明天就笑不出来了！”这句听起来带有威胁口吻的话使我感到恐惧。
我后来才知道，在“黑尔斯布鲁克四号文官俘虏营”里监禁着3000至4000人。俘虏营里全是木板房子，其中有两座木板房容纳了几百名女俘。这两座木板房的四周又外加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与男俘隔离开。只有一个小门能够通过铁丝网。因为这个地区泥泞不堪，所以在木板房周围铺设了一条条狭窄的木板，供人们行走。
安排我住的这个木板房分成两个房间，一间住60人，一间住80人，上中下三层的铁床上都没有床垫，连草褥都没铺，只有光秃秃的木板，床与床紧挨在一起，几乎没有活动的余地。
房子里的空隙处拉着晾衣服的绳子，上面挂满了洗过的衣服。管理人员常常来查房，在这以前就必须解下绳子。床下边和阳台上堆满了纸板、箱子和各种包裹。整个房子里只有一个白铁制的脸盆。许多妇女用铁皮盒洗脸。1946年2月才建起了一个淋浴间。
大房间里也只有一个炉子，冬天总是被人们围得严严的。另外还有一张桌子。凳子也为数不多，所以我们不得不坐在床上吃饭。大家希望炉子总生着，因为一方面可以取暖，另一方面也可以烤面包片。
“厕所是用木头围起来的，上面没有顶。在一块木板上面挖几个洞，洞下边就是便桶，厕所里撒满了煤灰。只要人们从厕所前路过，就能看到坐着上厕所的人。例如1946年3月19日我生日的这一天，我正在那里“方便”，一位由此路过的伙伴站在我面前，握住了我的手，高兴地说：“施罗德小姐，你今天过生日，衷心祝贺你！”
隔着铁丝网是不能与男人们讲话的。岗楼上全副武装的哨兵严密地监视着。谁要是被抓到，无论如何也得被送进水牢里。就连在圣诞节晚上和除夕之夜隔着铁丝网问候一声自己的丈夫或父亲的女人也都得被关起来。甚至只要犯人弯下腰捡岗楼上扔下来的烟头，哨兵们就开枪射击。好多人都死于这种情况。
哪些女人属于被监禁的呢？一般说来是指那些战后在美管区被自动管制起来的、政治上负有责任的人。这些人全都是女助手、女职员、党卫军成员和纳粹保安部成员、地方妇女组织领导人中的所有党的女干部、集中营的女看守、纳粹女青年会的领导人、部长、纳粹党区领袖们和希特勒的女秘书等等。最年轻的是一个名叫吉德龙·希姆莱的、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孩子，最老的是来自苏德台地区的已年过花甲的赖宁格教授。
我们每天有三次点名。自1946年2月起，我们每隔两天就被带到男俘虏营去淋浴一次，同时可以用一块小小的肥皂洗一下少得可怜的内衣。我们常常冒着寒冷站着等两个小时，哨兵才把我们带到男俘虏营去。由于在既潮湿又寒冷的环境下长时间地等着，我的坐骨神经痛又发作了，使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参加点名。
记得我病愈后第一次参加点名的情形。由于地上泥泞不堪，人们都站在房前的木板上，这时一队全副武装的美国人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把我们从不板上一推到泥泞的地上，然后就冲到木板房里，我们在没有穿任何避寒衣服的情况下，在冰冷的泥泞地里站两个半小时。由于我是病愈后第一次参加点名，所以赖宁格女士又把我送回了木板房。室内看上去像刚刚遭到炮击一样。阁楼阳台上堆的那些纸板、箱子和包裹统统被扯了下来，打开后将里面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被查抄的东西，其中有少量的咖啡豆，极少量的香烟，甚至还有过圣诞节分配给我们的油炸沙丁鱼罐头。我们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拿走了。被大家称之为德国人死敌的菲塞特下士，每当我走进木板房时，不仅用凶恶的目光看我，而且还将手枪威胁性地对着我。我害怕极了，不得不赶快再躲到外边去。通过欣斯特女士我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在寻找秘密电台。欣斯特女士当时在俘虏营的病房里当护士并且经常与美国医生在一起。
初期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清早即使我看到男人们在雾中列队沿着铁丝网走着，也不同他们打招呼。沉重的木鞋发出了低沉的格嗒格嗒声。他们由于缺乏营养、肮脏凌乱、衣衫褴褛，完全是一副惨相，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我曾经看过的描绘安德烈亚斯·霍费尔时代农民起义的一幅画。
夜里，我常常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