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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031-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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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

  “当时主要是出于统战考虑,找一些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邵力子的秘书,傅作义手下的骑兵师师长,以及陈毅元帅的堂兄陈修和——国民党沈阳兵工总厂厂长等人。”接受本报采访时,85岁的终身参事吕德润说,“同时也接纳部分共产党员,主要是红军的一些老同志。”

  据吕德润称,对参事们真正的咨询工作始于1957年。比如“三反五反”、对私人企业执行什么方针等。

  但“文革”这场席卷全国的风暴开始后,参事工作几乎陷于停滞。直到1984年,中央发布文件,要求进一步恢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参事室。当时中国刚改革开放,各行业百废待兴,十分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和智囊。

  “国务院于1988年发布的58号文件,是中国参事工作发展的里程碑。”蒋明麟说,“它解决了当时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参事室的存亡问题。因为参事室的元老们已经一个个故去,但极少有新人补充进来。这个名为《关于加强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事室工作的通知》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明确了参事的具体工作,规定了参事室的两性——咨询性、统战性。这里不再是‘以养为主’的地方,而是一个服务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工作机构。”

  58号文件还废除了参事的终身制。此前的39年里,参事一直采用任命制、终身制;1988年后改为聘任制,聘期为5年,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连续聘任,最高聘龄75岁。

  吕德润进入参事室是在1986年10月。此前,他已是《大公报》成名数十年的记者。“我们开始找懂业务的新人,”他回忆道,“如三北防护林中的林业专家,还有农业、水利方面专家,必须是学有专长的、国家迫切需要的。随着国务院机关工作的展开,调查的东西也多了。”

  1995年,国务院发出20号文件,对58号文件进行了完善、细化及解释。

  朱镕基出任总理的五年里,他曾三次接见国务院参事。在朱总理的关心下,国务院参事研究中心于2000年春投入使用。

  新一届总理温家宝就职后不久,就签发文件要求加强参事工作。

  在2003年中秋到来之际,温家宝特地和国务院参事进行了座谈。在会中,温家宝吟诵出了那句著名的诗句:“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他说,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设立参事室、文史馆,目的是为了广开思路、广纳群言。”

  “亮相”背后的涵义

  为什么一贯低调的国务院参事室主动亮相?中新社的消息说,主办者称此举意在体现本届政府提倡的政务公开、信息透明原则。

  按照这个意义去解读,政府机构对于民众不应该再有“死角”和“神秘”的部分,除去国防等带有国家机密性质的机构,都应该公开。

  “鲜为人知几十年的参事室主动站出来,阐述自己的职责和改进目标,这符合现代政治的发展潮流。”一位政治学专家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机构能够负责任地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工作情况,真正成为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

  记者注意到,参事室“亮相”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这届政府对智囊机构和智囊人物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论是政治局还是国务院,频频邀请专家举行学习讲座和座谈会,其数量大大超过往年。温家宝特别强调,决策咨询将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决策层的这一系列举动,显然与中国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有关,问题日益复杂,现实难以把握,各种利益矛盾纠缠在一起,单凭听汇报、看文件、搞调研很难理清脉络、找到方向,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更多人的智慧,需要专门的人才提供专门的咨询。

  因此,温家宝把科学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依法行政一起,并列为政府自身建设的三条原则。

  与此佐证的是,2003年国家发改委在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时,不再是“闭门自造”,而是相当一部分举行全国招标,各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可以竞标。在经济社会事务方面,智囊机构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智囊机构的参事室确实面临着在新形势下如何找到自身价值、寻求自身发展的问题。

  “曾有记者问起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是否有背景。”蒋明麟也不讳言,“会议本身没有特殊的背景。但从大的方面说,是温总理这届政府的工作规则的三个体现:一是科学民主决策;二是依法行政;三是民主监督。而从参事工作来说,对这三方面都有介入。”

  谈到参事室与国家其他智囊机构——如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关系时,蒋明麟认为他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的作用。“双方各有优势,参事室的上呈渠道更畅通,而研发中心的人员力量更强。”他说,“我们并不怕观点相左,因为这样能让领导人更全面地听取建议。”

  吕德润参事则认为,业务上能起作用的是部委的专家,因为他们接触到的和实际掌握情况比较全面。但部门的条条框框比较多,上下级之间的程序严格。参事的好处就是没有“乌纱帽”,很洒脱,地位上也相对超脱。

  目前,中国官方的智囊机构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国务院发展中心,各部委的研究室,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而参事室和社科院是智囊咨询机构。

  建国55年来,智囊机构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57年“反右”以前,它们作用很突出———修宪、中国的行政区划的设置与调整等重大决策中,都能看到智囊机构的身影;1957年到“文革”结束时期,它们的功能则逐步弱化。

  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在农业农村推进。研究者邹蓝指出,高级官员和学者组成的农村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设计方面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智囊作用而农村改革的迅速见效,国务院内设立了农村研究中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重要的智囊机构。

  而随着城市和工业改革的推进,部分人员开始侧重城市和工业改革。1985年组建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智囊机构,直接为中央政府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思路和政策建议。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是智囊机构的恢复时期,这时还出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而在近十年来,是智囊机构大力发挥作用的时期,所谓“生逢其时”。

  “这种曲折的道路是政府对民主重视程度的折射,”杜钢建说,“民主风气渐强时,它们发挥的作用比较大;反之,作用则被削弱。”

  “要随着推进政治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地推进民主化、法制化。这样智囊机构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杜钢建说,“首先,组织法体系要完善,应该把决策咨询制度法制化。现在参事室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同样,各级政府的顾问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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