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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生存和成长。组织学顾问吉尔·简诺夫认为：“领导是一种行为，而非角色。我们总是需要被领导，但履行这一职责的人并不惟一，视具体情况而定”（简诺夫，1994）。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把秩序和控制混为一谈，因此组织生活一团糟。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领导能力定义为控制能力。列宁道出了许多领导者的心声：自由虽好，控制更重要。我们对控制的探索经常被诸如此类的思想所破坏。
如果人是机器，那么控制的目的在于实现它的功能，但是，我们是有血肉的生命，僵化的控制无异于自杀。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没有领导和相应的方针、政策，我们的行为就会缺乏自律、一团混乱；领导必须时时刻刻插手每件事、每个决定、每个人，否则我们不会完成任何任务，除非已有现成的模式。这种死板的、令人厌倦的工作模式严重损坏了组织和个人的创造力。
如果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个问题，不再盲目地控制，而是真诚地寻找秩序的起源，我们就会发观，其实它就在我们周围，崭新的视角会让我们领悟更多。
通过树间的缝隙，我又看了一眼那头驼鹿，从中我领悟到：那种对安全感的探寻，希望按自己的意愿去控制组织的想法无疑是很愚蠢的。加果我们只把精力集中在那棵树上，我们就不会关心周围的变化，也就无从发现秩序。可是，我们的视野确实很难摆脱那棵树的局限。所以，我们很难理解这个内在有序的世界。简思奇说：“生活的真谛不在于控制，而在于动态的联系”。这句话深深启发了我，我不再乞求神灵的庇佑，而开始相信宇宙：不再试图去创造秩序，而是顺其自然。我要克服对宇宙的恐惧，加入到那些热爱组织生活的人中，积极地参与秩序的演变。
第二章 量子时代的牛顿组织
我对量子世界理解的深化大大影响了我在组织中的实践。我努力正视系统作为整体的事实，摒弃以往分割系统的观意。我开始更关注过程、关注质量而不是数量；关注模式、方向、感觉和系统的内在节奏。
我们在现实世界的无能
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我参加了一次具有20世纪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毫不夸张地说，我不只千次地来过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正在这里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动用了最新的分析工具，这些工具人们可能刚刚才知道或接触到。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可能是员工低沉的工作热情或工作效率，也可能是更改生产计划、重新设计某个功能。总之，主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处理过程是多么熟悉而又令人望而却步。
房间里堆满了纸，小山般的清单、刊物、计划和说明书铺灭盖地。最后，部分资料将被生拖硬拽地从书山中拉扯出来，送到可怜的秘书那里。他们把这些资料散放在身边的地上，整理后记录下来，并通过E—mail发给我们。这样，几小时或几天后，我们的电脑上就会出现发来的资料。它们已经变得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了。但是，它们却列入了计划者和个人的活动清单。无论最终是否得以执行，它们都已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被这些资料弄得疲惫不堪，它们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一无所获，它们讲述了我们在这个不可测的、易变的、难以琢磨的现实世界面前的软弱和无能。
如同一头雾水的巫师一样，我们执行了着赋予我们的仪式，希望着奇迹的发生。没有智慧之神指引我们前进。于是，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和神秘，无法预测和控制四面八方涌来的问题。如果世界不是机器，那我们的方法也就失灵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源于17世纪的组织观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新的希望，17世纪的组织观正在走向消亡。在牛顿和笛卡儿思想引领的几个世纪中，我们一直自豪于自己斛决问题的能力，世界似乎不再神秘。
我们，就像旧时最好的魔术师，试图控制一切。三个世纪了，我们一直计划、预测、分析着这个世界，坚信有因就有果。我们不断提升对自己的要求，希望获得更高的权力；我们用各种数字来描述自身的经济状况、工作效率、健康状况；同时，还通过各种图形、表格和计划来预测未来。没有这些工具，我们会感觉茫然若失，不知所措。
牛顿所描述的宇宙充满了诱惑力。时光流逝，我们越来越精于设计这个机器时代。表锤有节律地敲击着，仿佛是在催促我们去探索新的发观。如同地球注定要围着太阳转，我们相信自己的决定力和预测力。我们渴望规范，同时又按照自己的预测去组织工作和学习。
这里要指出牛顿的大部分组织是如何运作的。在牛顿学说下，宇宙被机械地理解为建立于一定结构和多个组成部分之上的组织集合；不同的责任也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集；相应地，人们担负者不同的角色。一页又一页的组织图表描述着这个庞大机器的运作原理：包括组织有多少个组成部分，各部分的职能，哪个最重要等等。
20世纪90年代，“再造”成为解决组织问题的主要方法，把组织视为机器的弊病暴露出来，它的低效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来，人们承认，这一切主要源于我们没有注意到组织生活的人性化（参看哈默，1995）。威廉·比格拉夫，一位组织评论学者——先前的物理学家，评论到：从钱德勒到波特的许多管理学者不是工程师，就是那个职业的崇拜者（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因此，“这些人的工科背景与他们理性的行为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1989，16页）。
牛顿世界界的做法：将整体分割成部分
在过去300年中，将整体分割成部分的做法不仅反映在组织生活中，还反映在西方生活的每个方面。我们把知识划分为不同的学科、类别；在不同的地点建立办公室和学校；研究针对不同学派的分析技巧，甚至建议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不同的行为方式。
在组织中，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组织的构成和设计上；广泛的收集数据；使用不同的公式做出决定。同时，我们化费了许多年用于分割组织，建立精确的模型，关注不同的变量，发明越来越复杂的分析工具。直到最近，我们才意识到研究的部分再多，我们的目的也还是只有一个：即了解整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划分为因果关系，用各种各样的条框来描绘这个世界。
建立在机械理论基础上的世界是一个有界的世界。在机械世界里，每一个构件都有自己的位置，同样，牛顿组织学中也充满了各种边界。我们划分功能和责任，指定权限和职责范围，整个相互作用的网络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我们研究单个的、有界的变量，试图用各种复杂的技巧去解释个体的相互作用。同时，勾画出各类的二维图表去描述整个世界，从图表上，我们知道了市场占有率、员工意见、顾客等级。这些晦涩的工具被用于定义各种界限。
人们总以为自己能主宰一切
这些无所不在的边界使我们感到安全，我们用它们来定义和保护自己。边界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事物的区别。正如丹那·左哈在《量子本性》一书中所述：“整个古典物理学及建立于其上的技术都是关于分割事物，关于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1990，69页）。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辨别事物运动的起停点，从局外观察事物而不必打搅它。由此，我们得出了科学的客观性。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又发展了这种观念，于是我们愉快地工作在这个由“你_我，里_外，这_那”组成的世界里。
我们负责照料着这个庞大复杂的机器世界，努力探索着它的秘密，做着种种相关的假设，希望它是有条理的、可以预测的，只需几个简单的法则就可以揭示。这种思维方式使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在我们掌握之中，甚至生与死。科学替代了神。如布里格斯和皮特所说：“混沌太复杂了，以致于科学家们无法跟踪它，但从理论上说，早晚有一天他们会跟踪到的。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不再有混沌，只有牛顿法则了”（1989，22页）。在物理学界，这种对终极法则的寻找已经促使人们去为之而不懈努力（引自戴维斯和布朗，1988）。现在，仍有一些科学家们相信：他们终究会发现生活的真谛，并有能力控制存在的一切。同时，一些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也做着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