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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儿喝咖啡……”
我在1940年5月20日自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我留了下来……由于她现在需要钱，就想把迪特里希·埃卡特的手写诗句卖掉，这些诗句是埃卡特赠送给沃尔措根的老人的，我答应问一下首长是否购买，首长也曾与埃卡特很要好，看后要出1万马克买下这些诗句，无疑，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得到这样一笔钱……”
全书 1941—1944年进军俄国
1941年6月22日开始了对俄国的战争。6月23日，我们稍稍准备了一下便离开柏林。1941年6月28日，我在离东普鲁士荒凉的小城市——拉斯腾堡8公里远的新的“狼穴”大本营写给女朋友的信中说：
“我们来到这个大本营已经五天了，我向你简单叙述一下这里的情况，……掩蔽所分散在森林里，根据工作范围划分各自的位置，每个部门分得一处。卧室的面积如同火车软卧车厢里的包厢一般大小，墙上镶贴着浅色木板，十分典雅，室内装有隐蔽式抽水马桶，上方有一面镜子，室内还有一个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小收音机，它可以接收许多电台的广播。掩蔽所的房间里甚至还装有尚未启用的电暖设备和式样新颖的壁灯。另外还有一张用大叶藻填充起来的床铺。房间虽小，但当我在墙上挂了几幅画之后，它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优美的。
掩蔽所的房间里一般都有淋浴设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使用过。主要是因为没有热水，其次我们往往睡到最后一分钟才起床。掩蔽所内通风机的噪音干扰着我们，吸进来的风不停地吹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有风湿病，所以特别怕这种风，鉴于这种情况，晚上睡觉时，我们就把通风机关掉。结果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睡觉时不能呼吸到足够的新鲜空气，导致白天我们感到四肢供血不足。
尽管如此，除了可恶的蚊子叮人以外，总的情况还是好的。我的腿已全部被蚊子叮过并起了一层厚厚的丘疹。发给我们的防蚊药可惜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男人们穿的是长长的皮靴和厚厚的制服，与我们相比，更能有效地防止可怕的蚊叮。他们唯一容易被蚊子叮的地方是脖子。因此，有些人常常为了买蚊帐四处奔走。我也在下午支了蚊帐，我觉得长期支下去太麻烦。这些该死的小东西在室内并不猖獗，见到它们立即赶走便了事了……”
可怕的蚊叮也给希特勒带来了许多麻烦。他说：“人们为他挑选了最潮湿、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尽管如此，他表现得仍然很幽默，他提醒人们不要超越权限，一看到有人赶蚊子就说：“这是空军的事。”
在进军俄国初期，希特勒的情绪可以说一直是好的并且时常开开玩笑。每当开完形势讨论会之后，他总要邀请私人副官、军事副官、医生和女秘书同他一起喝夜茶。有一天夜里我们在“狼穴”里喝完夜茶之后，希特勒陪着我们一直走到掩蔽所门口，黑夜里（我们总是严格地注意天是否已黑）我们站在那儿又闲聊了一会儿。突然我发觉我的手电忘在他的房间里，我请求仆人帮我取一下。可是仆人却空手而归，因为他在我指给他的那个地方没有找到手电。“咦，”我说，“手电到底哪儿去了呢？”这天夜里，希特勒大开玩笑，他微笑着表白说：“我反正没偷，我是个窃国大盗，而不是窃灯小偷，这就叫大盗逍遥，小偷遭殃嘛！”
1941年6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谈到：
“前一阵子，这里运来一批苍蝇拍，没事干就打蚊子。据说到六月底，这种小蚊子将被另外一种凶得多的蚊子所取代。这种蚊子叮人更厉害。上帝保佑吧！使我意想不到的还有这里的气温，室内太凉。人们不得不用自己的体温来焐干总感到潮湿的床铺。森林把热气完全隔开了。只有当人们走出森林之后才会感到这一点，带有霉味的热气扑鼻而来。你知道吗，我一天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一过10点钟我们（我和达拉）就得到军官掩蔽所一号餐厅去。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四面墙都刷过白粉。房子的部分墙建在地底下，所以小小的铁窗户离室内地面很高。墙上挂着两幅木版画，一幅是背篓，另一幅是亨利一世画像。几天后，缴获的一面苏联旗也被挂在了墙上。
房间的中间，摆着一张可容纳20个座位的长条桌，首长和他的将领们、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副官和医生们中午和晚上都在这里就餐。我们两个姑娘吃早餐也是在这里。首长坐的位置正好面对墙壁上挂着的一张俄国地图，这自然而然地促使他反复地谈到苏俄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在与俄国缔结了所谓的友好条约之后的这段时间里，看来他在思想上是非常痛苦的。现在他谈到他思想上的忧虑，一再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来说将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危险，认为如果他再观望一年，那就太晚了。
最近，在柏林他像以往那样每天在我们的房间里同我们一起喝咖啡；谈话间他常说，俄国对他来说十分可怕，就如同《漂泊的荷兰人》中的鬼船。我问他为什么一再强调这是他做出的最难的一个决定（指对俄国采取行动），他回答说：“因为人们根本不了解俄国，它也许是一个大肥皂泡，也许完全不是这样……”
开始时还是很有希望的。进攻俄国开始后的前两天在“狼穴”大本营我和达拉甚至还旁听了形势讨论会，最紧急的形势讨论会一般在军官食堂举行。会上，元首站在一张大的欧洲地图前面，指着莫斯科说：“四个星期我们就将占领莫斯科，莫斯科将被夷为乎地。”
我于1941年6月28日在给女友的信中还写道：
“是的，我完全离了题。早上，我们在一号餐厅等候首长，直到他走出地图间（他听形势汇报的地方）到达餐厅吃早餐为止。顺便说一下，他的早餐是一杯牛奶和一个削好的苹果。他知足、简朴，难道不是吗？与此相反，我们姑娘们则贪得无厌，当我们吃完了自己那一份（一小块黄油）之后，又去悄悄地取来一份，这样，我们每次都吃三份。饭后，我们先请首长谈一下新的形势。接下来一点钟到地图间去参加一般的形势讨论会，会上由施蒙特上校和恩格尔少校轮流做报告。这些形势报告非常有意思。从报告中可以得知被击毁的敌机和坦克的数字（看来俄国人所拥有的飞机和坦克的数量很大，到目前为止，仅击毁的飞机就有3500架，运油车1000辆，其中包括载重为40吨的重型运油车），他们借助地图等指出我军挺进的情况。
在这里，人们才真正知道俄国人打仗有多么疯狂。如果俄国人组织领导得好，这场战斗将是难分胜负的，然而，谢天谢地，目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综观迄今为止的情况，可以断言人们是在与一群野兽打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才抓了那么一点俘虏，这是因为俄国人受到了他们的政治委员们的煽动，他们听了捏造的有关我们不人道惨闻，谎说如果他们被我们抓住，他们就会受到这种不人道待遇。因此要他们战斗到最后，必要时自杀。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在科乌诺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的战士把一个俄国俘虏送回俄国人的掩蔽所，让他去说服呆在掩蔽所里的俄国人出来投降。他大概是这样做了，结果被呆在里边的政委枪毙了。接着整个掩蔽所也起火爆炸了，炸得粉碎。这就叫宁死不降。
每个部队附设一名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政治委员，部队的指挥官必须服从他的领导。组织上实行分头领导，这就导致了一大批问题无人过问。他们根愚昧，打起仗来死板的很，这种情况自然孕育着一种危险，使得战争很残酷。法国、比利时等国人则很聪明，一旦他们意识到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他们就放弃战斗，但是俄国人还是要战斗，他们担心，如果他们投降，家里人会遭殃——实际上莫斯科也是这样威胁他们的——何等的不理智。
他们有那么多飞机，根本不顶用，因为他们缺少理智。例如，在俄国的飞行大队里情况是这样的，飞行大队长在前面飞，其它飞机尾随其后，他们不找目标，只是简单地尾随而已。一旦大队长的飞机被击落，其它的飞机就找不到返回的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不会看指南针。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已击落了3500架苏联飞机。
现在再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听完形势报告之后，慢慢又到了吃午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