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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妈正给他张罗孤儿补助。长这么大了混成个要饭的，想起来臊得谎，就算街道办事处每月给补助二十几块钱，够干什么？烟钱占一半，剩下的喝粥都不够。几张存折可以顶一阵子。可母亲攒一辈子才攒了一千块钱，他敢敞开花么？薛教导员还指望他留着这点儿钱结婚，真不知道老头儿是么想的。数不清的姑娘都想结婚，他可能也想结婚，但人家跟他没关系。根本就没关系，想也白想。
找工作还不知道人家要不要呢！李慧泉收拢烟头，把烟丝掰进空烟盒，顺手卷了一支。他喜欢打扫卫生，为此常受表扬。扫净管教干部的办公室，出了门儿就在簸箕里翻烟屁股和干净信纸，这事儿谁也不知道。不让抽烟，可他抽了各种牌子的烟，他还知道管教于部们都吝啬，烟头抽得奇短，他比可怜自己还可怜他们。他不觉得抽烟头有什么难堪。逼急了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不信自己找不到工作。
李慧泉骑车到街上，买了米面和油盐酱醋。把副食本扔给售货员，有什么要什么，除了芝麻酱没买，粉丝、鸡蛋什么的，装了满满一篮子。又买了几根胡萝卜和一棵白菜，摇摇晃晃地推着往家走。身上车上装足了过日子的东西，他挺高兴。一个人过就一个人过，别人怎么活他也怎么活，他不比别人差。他要蒸米饭吃，要拌疙瘩汤喝，还要炒菜炒鸡蛋，他得吃出花样儿，不能难为自能难为自己，过去一直是母亲做饭。现在剩了他自己，不会也得会。他得吃得让自己高兴，让母亲高兴，他得过得像个人。厨房里灰土重重，但他嗅到了母亲的气息。勺子、刷子、菜刀，铝屉都挂在靠墙的铁钩子上。三角架上扣着大大小小的锅，窗台码着瓶瓶罐罐和五香粉的纸袋，煤气罐竖在墙角，像颗黑乎乎的炸弹，收拾干净了，一切都现出原来的样子。清洁、寒酸、狭窄，母亲仿佛还活着，正弯着背忙忙碌碌地给他热饭。他吃饭不守时，回来晚了母亲从来不怨他，总是默默地走进小厨房，在八瓦的小灯底下独自摸索。那时候他不知道心疼她，母亲死了，他才清楚自己是个畜生，没人味儿的畜生，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他已经无从孝敬。
煤气罐很沉，用火柴一点居然着了。搁了近三年还有气，这事让他觉得新鲜。蓝色的小火苗“嗖嗖”地往上窜，让人看了高兴。他泡了半盆碱水，把气灶和气罐擦了一遍。都拾掇好了，坐回屋里，六神无主地等着做晚饭。时间还早，该干什么又没了着落。上街逛商店？不行。看人看东西都让他难受。
看电影去？可心里乱糟糟地静不下来，没一点儿兴趣。有个朋友进来聊聊就好了。没有父母的人不会少，没朋友的人可一定不多。谁没朋友谁就得活受罪，心里话没处说，全得憋成屎拉出去。这滋味能把人熬死。晚饭能做熟么？他拿不准。他又想到喝酒，但马上把这个念头赶跑了。他决定给薛教导员写封信。找到了纸笔，可找不着那本字典。他忘了许多字，没有忘记怎么查字典。有字典他就能写出整句子，只要那本半块砖头大的字典在手边，他就不是文盲，他无论如何得找到它。哪儿也找不着。
让野猫叼走了，还是让耗子给吃了？他把里屋的木箱子翻了个底儿朝上，书倒不少，没一本儿是字典。
书页全都发黄．好像让水泡过又晒干了，他看不懂也不想看，只想翻翻，扉页上的签名，每一本都是同祥的字：李若山。墨水的颜色已经发灰，笔画连得很帅，全是父亲的书。父亲是国立土木工程大学的毕业生，解放前干什么不知道，解放后—直在西郊面粉厂当会计师。会计师给人的印象很模糊，很少听人说起他，连母亲都很少讲他，只偶尔提到那人爱喝酒。父亲是得胰腺癌死的。他忘了他的长相，只记得眼珠子很大，脸很长，一言不发地坐在医院的病床上，那是一九六五年父亲留给他的最后形象，也是他能想起来的父亲的唯一真切形象。当时他嘬着一根冰棍在病房里来回溜达，把冰棍纸扔进了一个脏乎乎的痰盂。他对这个肮脏的痰盂的记忆比对父亲病容的记忆要清楚得多。痰盂里那块血把六岁的他吓了一跳，现在想起来仍旧不舒服，好像把脏东西含嘴里了。
他不知道西郊面粉厂在什么地方。但西郊面粉厂每月十二块一直把他供养到十八岁。过了人生那道关卡，他和面粉厂和父亲的关系就彻底了结，他和母亲也就成了纯粹的孤儿寡母。活得不太痛快，但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他们跟谁也没关系。到面粉厂当装卸工也许是个办法。那儿的人认识他是谁么？他们还记得那个爱喝酒的叫李若山的老会计么？没人认识他。他是老会计捡来的野种。
李慧泉把书填进了木箱子，无意中发现了自己小时候的作业簿。母亲用针线把它们装订成几大册，包了牛皮纸的封皮，书似的，数不清的五分，他做过一阵子好学生，他忘了，母亲没忘，母亲指望他永远是个好学生。他读了一篇作文，许多字不认识。他不相信这文章竟是他写的。文章叙述了他加入红小兵的喜悦和他的理想。“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流畅到底”，这流畅而宏大的誓言让他对自己的童年肃然起敬。他蹲在木箱子散发的潮味儿里欣赏自己的作文，直至天黑。陌生的岁月今人神往，但是即便人能够重新活一回，他也没有折向那个年代的足够的勇气。再走一遍，他也还是现在这个样子。许多同学出息了，一个个人模狗样的，但是他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他命里注定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哀叹往昔担忧未来，为找不到工作和自己的种种不幸而发愁。他根本就没必要离开电缆沟；他应该撇开人世的烦恼永远地睡在那儿。
作文读不顺畅，但他没想找字典，把写信的事也忘了。晚饭除了一袋方便面，还用小铝锅煮了几个鸡蛋。吃完他就上街了，没骑车，沿着黑漆漆的胡同往有亮儿的地方走。远处总有灯光，他就不停地往前走。有吱啦吱啦的炒菜声。有录音机的音乐，有电视播音员的朗读，还有男人女人或孩子的说笑，一排一排的小平房里传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都很温和，好像生怕惊扰了他，生怕惹他伤心似的。
他想解手。厕所里有灯，但是没有人。尿池子上方的墙壁上画有两条畸形的大腿。根部夹着一个画得很粗糙的女性生殖器。它像个有生命的东西扮着鬼脸嘲弄他、他感到恶心。生活杂乱无章，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他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他不知道自己该上哪儿去。
街上行人比白天还多，都在匆勿地赶路，人们不认识他，人们彼此之间也不认识。他没有发觉有谁在跟谁说话。电车站的车牌周围竖着一些孤零零的入影，彼此互不相干，可车一进站，他们就亲热地或仇恨地拥成了黑糊糊的一堆，没有谁照顾谁、也没有一点儿客气。生活就是这副模样。他永远挤不上车，乘车远去的人吵着叫着笑着。没有人在意他一个人给抛了下来。他也许永远赶不上趟儿了，李慧泉走过了灯火辉煌的小饭馆和小酒铺，走过了黑灯瞎火的中药店和报刊亭，他犹豫了片刻，朝马路对面的食品店走过去。他买了一个小笼屉似的奶油蛋糕，想了想，又买了一篮苹果。小篮子是用白柳条编的，衬了红纸和绿纸。苹果有点儿皱，颜色也不太鲜艳。分量还行，沉甸甸的像那么回事。
走到朝阳门立交桥东边一点儿，他拐进了路南的金鸡胡同。数够六根电线杆子，他看见了那个挂着红窗帘的临街的房子。墙根蹲着一个老太太，正就着路灯的光线在摊煤饼。是方叉子的母亲。他拎着东西慢慢凑过去。
“方大妈……”老人直起腰来，上下打量他。
“我是慧泉。我出来了……”
“我谁呢……小五！把门开开。”
慧泉进屋坐下，方叉子的弟弟给他倒了一碗水。里屋有几个人在看电视，谁也没出来。老太太洗了手，半天不想说话。慧泉觉得挺别扭。但出去已经不可能了，人家不欢迎他，想晒他，这情形他可一点儿也没料到。他不停地摆弄蛋糕盒子和水果篮子，显得十分愚蠢，好像生怕人家看不到它们。
“我来……我来看看您，大爷身体好么？”他猜想方叉子的父亲一定在屋里看电视，可问过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