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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招。你不管是否在拍摄，总不断地和我说话、聊天儿、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一种责任感的，因此我认为你是一个热情的、善于帮助关心别人的人。在我们分别时，坦率地说，我经过了一番考虑把名片留给你，并写下了手机号，希望你有事与我联系，如果病情好点儿，我请你看《茶馆》。可是，你没有打电话来，你是客气，怕打扰我吗？我知道你是需要别人关心照顾的。我还听一位记者说你在遗嘱中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研究，这更增加我对你的尊敬。”
在这部公益广告片拍摄之前，伟鹏的家人和他的同室病友都不赞同，他们都非常清楚，上电视对一个艾滋病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伟鹏坚持自己的决定，他懂得艾滋病是需要向全社会宣传的。濮存昕在祭文末尾写到：“如果说灵魂不死，你的灵魂以及美德将激励我把预防艾滋病宣传员的工作做得更好。请你死而无憾吧，因为你已经成为值得我和很多人怀念的形象。安息吧，好小伙。”（完）
我是艾滋病人
女记者涂俏长期跟踪采访来自潮汕的艾滋病患者“小路”，真实记录了他患病9年间所经历的生活变故、人情冷暖以及行进到生命尽头的心理状态。本报自今日起连载这个中国最为完整的艾滋病个案，以呼吁社会大众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这一群落的关注（本文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世纪之痛中国首份艾滋病人完全纪录》缩写而成）。
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中午11时，我和小路在品尚品咖啡厅的一个僻静角落里，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小路的脸色有些发青。头一天晚他没有盖毛毯，妻子水珊也忘了提醒他，结果导致肠胃不舒服，早晨起来拉肚子。为了要见我，他吃了两片黄连素止泻片。
凭我的感觉，他是一个是很守承诺、很有责任感的男人。
小路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
我的判决书到了
我想尽快地结束生命，在我亲友发现我得了这种绝症之前就意外地死掉，那么，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真正的死因，我也就保住了我的清白
1997年5月6日，那天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当天下午3时30分，我和表妹夫去汕头市卫生检疫所做出国健康检查。我表妹夫吸毒9年，是个老烟鬼，一天注射12次海洛因，家中已经一贫如洗。我想带表妹夫去泰国进行一种很有效的草药戒毒法。我希望他能够戒毒，重新生活。
交完手续费后，护士将我们领到抽血房，我本人也需要做一次检查。我们抽完血去楼下大厅等候。从3点半等到4点半，表妹夫害怕了，他怕被人发现自己是个吸毒者。我让他先走。我独自等到5点多，外面下起很大的雨。我看见一位医生对我招手，叫我过去。
我想，他可能要问我关于表妹夫的事情。我跟他走进一间房子里，他叫我躺在床上，在我的腮帮子、大腿会阴部与胳肢窝等处摸了摸。我觉得有点不妙：难道我得了艾滋病吗？
我在泰国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医生教人检查艾滋病，就是摸这几个地方。我意识到我也许有事了，但我不敢出声。医生检查完毕，将我送到二楼蔡主任办公室。
蔡主任很和蔼地问我：“我们有重大问题要问你，你要真真实实地告诉我们情况。”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结婚了没有？什么时间？”
“我有婚姻，但没拿结婚证。我和妻子从1993年同居到现在。”我有些紧张，头在冒汗，心在狂跳，眼泪都也快出来了。
蔡主任表情依然严肃：“你去泰国，是第一次，还是……”
“我曾经在泰国住过8年左右。”我赶忙回答。
“那你结婚之前之后，在房事上，有没有和第三位女性接触？”
我站起来，气愤地问他：“你们是不是怀疑我得了艾滋病？”
他说：“没错。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就告诉你，我们有80％的把握确定你已经感染上了。”
我的头“嗡”一下大了。我刷地站起来，说：“医生，有没有搞错，你真是乱来，那是侮辱我的人格。你凭……凭……什么……说我有这样的病？”
我有点结巴，有点不知所措，有点紧张，流着眼泪不断地解释：“搞错了，是不是我表妹夫……他嫖娼、吸毒，可我什么都没干！你可以去问问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生活他们最了解。”
蔡主任站起身，在屋内走了一圈，又回到我跟前坐下：“谁都害怕自己会得这种病。但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这时，我看见了他的桌上有我的检测报告，上面盖着红印，写着：“HIV阳性”。我知道我的判决书来了。
已到了下班时间，蔡主任带我走到第一次抽血的地方，叫大家不要下班，让我重新做一次检查。蔡主任自己抽了一点血，和我的血同时进行检查。我看见我的血液渐渐凝成米粒大的红点，而蔡主任的血液却没有任何反应。然后，蔡主任要求我无论如何都要在短期内将妻子带来检查。
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我的腿似有千斤重，怎么走出检疫所的门，我不知道。我站在雨中，不知何去何从。
我决定自杀
我有点结巴，有点不知所措，有点紧张，流着眼泪不断地解释：“搞错了，是不是我表妹夫……他嫖娼、吸毒，可我什么都没干！”
我一个人默默地去过渡。我家在潮阳，从汕头到潮阳要过轮渡。
一上渡船，在甲板上发现变压器旁有一截备用的锁链，有两百多米长。我盯着那条锁链反复考虑，设计我如何死法。说实话，人走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迟早总要死的，与其等到病毒大发作被痛苦折磨而死，不如现在痛痛快快了结。我想尽快地结束生命，在我亲友发现我得了这种绝症之前就意外地死掉，那么，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真正的死因，我也就保住了我的清白。上帝，为什么让我得这种见不得人的病……只要将那条铁链绑在身上，打个结，跳下去，最多就是两分钟，一切痛苦就结束了。渡船行至半途，下起了雨。我伸手去拿铁链，刚想套上脖子，不料夕阳突然从云层里钻出来，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后退了一步，正好碰到了身后甲板上同船过渡的一辆出租车。站在我身旁的司机热情洋溢地拉客：“老兄，你回家吧？我这里有一个空位。”我稀里糊涂、懵里懵懂地跟了他上车。
现在想起来，也许是从云层里钻出来的阳光，也许是这人世间司机的拉客声，把我从死亡路上拽了回来。我应该感谢他。
车到潮阳，我下了车。（待续）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找到这个愿意接受我当面采访的艾滋病人，而在第一次握他的手、面对面地听他说话的时候，我曾经怕得要死
据联合国统计，当前，带有HIV病毒者人数达5000万人。科学家确认HIV病毒引起艾滋病。到1999年底，全世界已有1630万人死于艾滋病，仅仅在1999年，新感染的人数就达到了560万人。目前艾滋病是导致人们死亡的第四号杀手。
今年2月下旬，我在深圳市献血中心采访，偶然获得一份艾滋病患者的名单，这份名单是对一大串无偿献血者进行血检时，查出感染HIV病毒的。征得其中一位HIV携带者的同意，我在三天中，先后通了8个小时的电话，了解了他的生活以及和艾滋恶魔抗争的故事。我采写的新闻连载《一个艾滋病患者的最后抗争》刊出后，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
4月中旬，我去深圳市卫生防疫站HIV抗体确认室采访，与冯铁健医生相识之后，在他的引荐下，我认识了本文的主人公。他恳请我不要暴露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还要在这个世界上顽强地生活下去。我尊重他的选择。他给自己取名为“路人”，就是过路客的意思。我说：“以后叫你小路，好不好？”
第一次和小路见面，是和冯医生一起。小路与冯医生握手后，主动对我伸过手来，我并没有多想，也来不及多想，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在那一刹那，我看到他的眼眶里有晶莹的泪水在闪动。我忽然明白这简单的礼节对他来说，几乎成了一种奢侈。
在整整一个下午的谈话中，我几次想去洗手，我总是感觉和他握过手的那只手掌心莫名其妙地发痒。我害怕得要死。后来我看到同样握过手的冯医生却那么坦然，才逐渐镇静下来。
小路的胞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