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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刷或刮脸、穿耳、文眉、文身等；运动中碰撞或斗殴造成双方皮肤损伤及流血
等等，都会传染上艾滋病。但地处中原大地的我，当时仍然觉得这种病只有在北
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才会有，离自己十万八千里。
突然有一天，我所在医院发现了第一例ＨＩＶ阳性病人，而且不幸的是在Ｈ
ＩＶ结果报告之前，我的３位同事在为这位病人做手术时手被刺伤，他们赶紧前
往北京作进一步检测，所幸检测结果为“阴性”。我似乎挨了当头一棒：艾滋病
竟然来得如此凶猛！
作为一名医生，随时都会接触到患者的血液或体液。有时做手术，刚切开皮
肤，病人的血就喷出老高，有的直接就溅在脸上，甚至溅到眼睛里；有时为了找
准位置，就用手去摸，很容易被骨头、钢针、钢丝等东西扎伤，因为我们医生在
做手术时，仅仅戴了一副不堪一击的手套。所有这些意外都可能让我们感染上Ｈ
ＩＶ。
过去我们只担心被肝炎等病毒传染，自从发现了第一例ＨＩＶ阳性患者以后，
我真切地感到艾滋病的危险就在眼前。此事过后我所在医院规定所有入院病人
（急诊除外）均须作ＨＩＶ检测，以便及时发现ＨＩＶ感染者。但是由于ＨＩＶ
抗体检测有“窗口期”（“窗口期”指从感染ＨＩＶ到血液中能够检测出ＨＩＶ
抗体之间的过渡期。一般为２～６周，有极少数人可长达６个月。如恰逢“窗口
期”作ＨＩＶ抗体检测，结果可呈阴性，但实际上已经感染并具有传染性），即
便检测结果为阴性，依然不可掉以轻心。
一旦感染上ＨＩＶ病毒，我们将如何面对家人？因为许多人只知道艾滋病与
性乱、吸毒有关，所以对艾滋病病人格外歧视。虽然每次做手术我们都来不及考
虑艾滋病，可术后心里还是害怕：这台手术有没有血溅到脸上、眼里？术前病人
作ＨＩＶ检测了吗？
１１月３日，河南省卫生厅组织了所有在职医生参加了一项特殊的考试：如
何预防艾滋病。并规定医护人员如果没有拿到艾滋病防治知识全员培训合格证，
不能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我非常认真地学习了有关资料，对于我来说，拿
到合格证是次要的，更好地掌握防艾知识才是根本。毕竟我们处在距艾滋病最近
的前沿阵地，多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面对艾滋病这一世纪病魔的时候，平常百姓比我们幸福，他们只要作到自
觉自律、规规矩矩做人、不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就非常小，毕竟蚊虫叮咬，
同艾滋病患者握手、拥抱甚至同吃同住都不会感染上艾滋病。这是我一个医生的
真实告白。/ 京报网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刘子亮对话
新华网 2001…11…30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记者 吕诺
朱玉）这位来自河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皮肤黝黑，中等身材，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农民，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北京新兴医院专门为刘子亮准备的房间里，摆放着鲜花和水果，俨然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午睡刚刚醒来的刘子亮正在吸烟，他的大女儿围着爸爸嬉戏。
大夫嗔怪道：“子亮，不是告诉你烟要少抽吗？”刘子亮连忙掐灭香烟，不好意思地笑笑。
刘子亮１９９９年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被村民们看成“怪物”、“瘟神”。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更没人敢进他的院子，仿佛呼吸那里的空气就会传染上艾滋病。他敬人的烟被人不动声色地偷偷扔掉，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东西，因为谁也不敢接他递的钞票。他走进餐馆，老板就说打烊了，可比他晚来的客人照样用餐；他想打公用电话，机主说电话坏了，可别人一来，立刻好了。他妻子并没有感染艾滋病，也到处受到歧视和侮辱，就连去公共浴池洗澡都被赶了出来。妻子曾不堪忍受，离家出走。
刘子亮为人所知是在《飘动的红丝带》晚会彩排现场。为了让更多的公众了解艾滋病，理解、接纳艾滋病人，他鼓起勇气登上舞台，然而还是戴上了一副墨镜，且化名“李子亮”。
医院里的刘子亮轻声讲述道：新兴医院的医护人员将他们捐献的８０００多元送到他的家中，将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材料发到村民手中，鼓励他站起来做与艾滋病斗争的勇士，帮助他治疗疾病和心灵的创伤。院长朱明对他说，不要怕，我们都是你的亲人，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支持我，我应该回报社会。而且，我患病已经是事实，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患病，与其隐瞒，不如站出来呼吁全社会都来参与控制艾滋病。”
“你希望公众如何参与？”
“比如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尤其是严打非法采血，铲除血头血霸！”刘子亮显得有些激动，音调突然升高且有些颤抖。他就是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非法采血害了这么多人，我不想再有人和我有同样的遭遇。”
“你直接面对媒体镜头，完全没有顾虑了吗？”
“有时心里也烦，”刘子亮微微低下头：“怕人们从电视、报刊、互联网上认识我，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但是转念一想又不怕了，国家这么重视控制艾滋病，有好心人帮助我，还会有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这个社会的文明和包容程度也会越来越高，艾滋病人越来越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接纳。”
停顿了一下，他说：“即使牺牲我自己，我也不怕，只要能为社会做点事。”
“但你还是不愿意让妻子和两个女儿在公众面前出现？”
刘子亮叹了口气，眉头拧紧了，脸色也黯淡下来：“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们。她们都没有病，但是很多人不相信。城市里还好些，农村人文化低，我不想再让她们受到更多的委屈和歧视。”
顽皮的女儿闹着要爸爸带她出去玩，她恐怕还不知艾滋病为何物，更不会去想明天将怎样。刘子亮起身告别时说：“真希望每个人都能关注艾滋病，理解艾滋病人。”
“女儿对这个新家适应了吗？”我们问。
“她说要留在这里，不想回去了。”刘子亮微微一笑。
面对记者的摄像机、照相机，刘子亮已经不戴墨镜了，也不要求在播出他的形象时遮挡面部。１０几年来，我国的艾滋病人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露出清晰的形象。刘子亮向舞台迈出的一小步，成为了中国艾滋病人迈向平等健康的社会生活的一大步。（完）
75岁老人五闯文楼村揭开河南艾滋病村之谜
今年8 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卫生部公布了河南省上
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卫生部门向这里派驻了大批的医疗人员，“艾滋病村”
浮出水面。
难以想像的是，最早揭开“艾滋病村”之谜的竟是一位75岁的老人———河
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退休教授高耀洁。她5
年来深入农村、乡镇为预防
艾滋病大声疾呼，自费编写、宣传、印发防治艾滋病的资料，今年5
月，被授予
国际卫生组织的“健康与人权”奖。
女病人遗嘱促使她走上“防艾”路
1996年4
月，郑州市一家医院收住了一位姓巴的女病人，高烧不退，16天未
能确诊，这家医院请来已退休在家的高教授会诊。患者下腹部一片暗紫色的斑点
引起高教授的怀疑：“是不是艾滋病？”抽血化验，不幸言中。这是高教授接触
到的第一位艾滋病患者，是在一年多前做手术时输血感染的。临死前，这位女病
人拉着大夫的手：“我不想死，我丈夫和孩子离不开我……”女病人死后，她的
丈夫在她的坟前睡了10多天。他后悔不应该让病人接受输血。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高教授。她从中感悟到：必须让人们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
识，这在许多地方尚是盲点。为此，她作了一项防艾调查，发现在一万多人中，
能够正确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的不到15％，特别是对血液传播途径更
是一无所知。一位医生的职责，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促使高教授走上艰难而又
坎坷的“防艾”道路。
一份报告掀起整顿医药活动
1996年，高教授开始编印第一批“防艾”资料。当时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