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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献血法》的出台，买卖血制被禁止，河南省的血站缩减为23个，所有医院用血都由这23个中心血站统一供血。
据河南省卫生厅介绍，经过2年的努力，到2000年，河南的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卫生部对河南采供血机构血液抽检，合格率也达到100％。可是，另一些事情又有些让人费解了。在大力推动中心血站建设和无偿献血的同时，因为卖血而传染的艾滋病疫情却被冷冷地掩盖了起来。1996年，在曾毅等人的一再督促下，河南省卫生厅搞过一次全省范围内的献血员抽查。
这次抽查的结果被放置于保险箱里，有人说抽查的结果很惊人，但记者得到的数据是，当时全省17个地市，信阳的调查结果排名第一，抽检5000份，其中106份呈阳性，其他地市都相比低得多。这个排名让信阳地方领导很难堪，但一位卫生官员说，纸里包不住火，不信三五年后再看。此次抽检后，盖子被更紧密地捂了下去。到1997年，开始陆续有人高烧、腹泻，没有人知道他们得的是什么病。到1999年，有人开始死去，更多的人开始发病。一直到高耀洁和桂西恩教授惊恐地发现，在那些偏僻贫穷的村庄里，居然有如此高密度的艾滋病人。即使到今天，在河南采访和报道艾滋病仍然是一件讳忌莫深的事情。除了上蔡文楼，其他地方的艾滋病仍然不被官方提及。开封的那位医生抱怨说，没有人向他们通报当地的艾滋病感染和发病情况，他们也不能下去调查，医院很难根据实际情况准备诊治，一个三级医院连对症艾滋病的杀毒药品都没有，只能是真正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由于河南省仅有省卫生防疫站有确认权，我们只能初筛，但病人一般都不会再去郑州了，他们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致使地方上发现病例却又无所控制，大批病员消失在人群中。”
这位医生说，按照国家规定，医院初筛发现后要在12小时内通报当地卫生局，“我们这么做了，但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跟我们联系去追查，这个病人在那里，怎么处理；我们送去的样本，省里也一直不反馈。”“无论如何，都得把情况搞清楚，不能闭着眼说瞎话。”这位传染病专家说。对防疫和传染病医生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坐在医院里等待。“回避是最糟糕的解决方式。”美国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状况直言不讳地指出。
联合国在一份长达135的报告中写道，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已达3400多万人，最少还另有5000多万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这是更大的危险。”当然，有关方面也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对一些重点区域进行过抽查，但只是抽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告诉记者，国际上也不主张普查，“没有这个能力，势必造成对预防资源的转移”。“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王哲强调，一个感染艾滋病的人也是有公民权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又不能让他们在当地过不下去，小孩上学没人要，生意做不成。他向记者解释，为什么不在新蔡等其它一些高发区建立像上蔡文楼那样的卫生所：“卫生所一建，等于立了个牌坊，说这里是艾滋病村，你让他们还怎么生活？”在王哲看来，文楼的方式是失败的，对当地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希望用温和的方式，既减少疫情的蔓延，又不影响当地经济和正常生活。”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去年在驻马店召开的全国东西部乡镇企业洽谈会上，就有外地投资者对上蔡退避三舍。记者在尉氏屈楼采访时，有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了两亩半无籽西瓜，拉了一大车到城里卖，一听说是屈楼的就没人买，后来总共卖了80块钱，辛苦了一年，连瓜籽钱都不够，回来的路上女人们边走边哭。
但是，在经济和生命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即使文楼因为高桂两位医生和记者的披露而经济和形象受损，记者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缺医少药，没有外界的光顾，没有政府的救助，也没有任何防治措施，眼看着家庭的支柱一个个倒去，只留下老人和孩子，这种方式不是更失败吗？“1988年，当乔纳生·曼恩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在设立自己的‘艾滋病长城’。这也是乔纳生。曼博士当年来中国访问时对我国卫生领导人与同行提出的问题：你们要建立中国的‘艾滋病长城’吗？”高耀洁说，“要把艾滋病拒之国门之外，这个想法非常具有诱惑力，也非常天真。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
我们还是晚了，我们可能要遭受更大的痛苦才能知道我们面临问题的严重性。”曾毅曾经作过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60到100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以达到人民币4600—7700亿元。在采访前，国家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得知这些数字后大惊失色。真实的数字恐怕会让他更为吃惊。然而，这些数字对34岁的文楼村民程勇力没有任何意义，他只知道他快要死了。“这个病世界都治不好。
我在海南当保安的时候经常看《参考消息》，报上说到2004年杀艾滋病毒的药品能研制出来。不说有没有钱治，3年我也活不过去了。”他对记者的安慰一笑了之，“我现在天天要挂针，最多我也就能活几个月，一年都活不了。病毒发作就不行了，就快了，我知道。”程勇力最担心的就是他刚刚上学的孩子。“我和我爱人都有那个病，我知道一般情况下这孩子也会有，但我不敢让他去检查，我只希望万一他是个例外。”说到这里，这个一直努力像他在海南当保安时一样操着普通话的男人又笑了一下。但愿有万一。（三联生活周刊）
10年后能控制在150万？
中国艾滋病防治大会召开
北京11月13日电（记者 蓝燕） “有一种感觉叫受伤／有一种心情叫绝望／我终于知道／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我站在现代化的城市里／却感觉不到阳光／也看不到希望／我站在人前／消蚀得只剩下一团悲伤……”今天下午，当著名演员、卫生部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濮存昕用低沉的声音朗读出这样的诗句时，全场听众都被这首出自一位年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之手的诗歌震撼了。中国第一届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就从这里开始。2000多名来自全国的代表，面对已超过60万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日趋上升的疫情，共同商讨遏制中国艾滋病蔓延的大计。
自从艾滋病16年前踏上中国大陆，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共报告了艾滋病感染者28133例。艾滋病经血液、经性和经母婴传染的三种途径都已经在我国发现，而且，有2／3以上的感染者是因静脉注射毒品而感染。专家估计，由于艾滋病发展呈迅速增加趋势，目前实际感染者已经超过了60万人。要实现在2010年将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150万人以内的目标，有很多工作要做。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澳特说，根据近期的观察，由于中国一些地区的许多亚人群中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量和感染率的上升，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总数在今年年底有可能超过100万人。卫生部有消息说，我国的艾滋病报告感染人数近年比去年同期增加67。4％，专家测算，如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到2010年艾滋病感染人数可近1000万人。就像彼得·皮澳特先生说的，在未来20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全球艾滋病的负担的大小。因此，本届大会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球都有重要的意义。防治艾滋病不仅是医学问题、伦理问题、社会问题，也是法律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是对人类的发展和安全有重要影响的问题。
会上，所有的代表都看到，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了唤起社会对艾滋病问题的正确理解，鼓足勇气来到会场，他站在舞台后方，站在暗淡的灯光中向与会代表们讲述自己沉重的心理和生活压力，所有摄影记者、摄像记者都遵从他的请求不予拍摄。他们完全理解彼得·皮澳特先生总结全球应对艾滋病的教训：如果耻辱和歧视问题得不到解决，艾滋病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著名歌手郭峰请来了香港影视歌三栖明星古巨基和大陆歌星祖海演唱他与邹友开共同创作的歌曲“飘动的红丝带”，并将他们的版权送给了卫生部，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