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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银行重新注资是扭转经济局势的必不可少的措施。
房价见底
抵押贷款改革的目的，是要通过尽可能减少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行为，刺激购买力，防止房价过度下跌。这是减轻通缩压力、稳定银行资产负债表并鼓励他们恢复放贷必不可少的措施。达到目的的最好方式是调整抵押贷款，确保贷款本金不超过房屋价值。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这种调整应该本着零星自愿的原则，只针对有拖欠行为的借款人，还是要强制不愿进行调整的放贷人接受来系统实施。
我赞成系统实施，因为零星调整无法使足够多的家庭见到成效，达到大幅降低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操作。而且，低端债务抵押债券（CDO）的持有者没有理由同意自愿调整——调整的损失必须要由他们自己承担。
这种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借机彻底检查美国的抵押信贷体系——这套体系已经被证明是漏洞百出的。我推荐采用经过适当修改的丹麦体系，该体系在1793年哥本哈根被洗劫一空后开始实行，业已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与美国依赖政府支持企业（GSE）即房利美和房地美相反，丹麦采用的是全体抵押贷款发起人以平等地位共同参与且无需政府担保的开放的体系。
丹麦抵押债券的显著特点是与抵押品相互对应，并可以实施互换操作。房主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在市场上购买等量的抵押贷款债券，并与抵押品进行交换来赎回自己的抵押房屋。由于利率和房价通常呈同方向波动，这样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平衡原则——降低了负资产的可能性。抵押贷款发起者要受到严格的监督，是信贷风险的承担者，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没有官方介入担保，但这种债券在传统上估值很高，投资收益甚至比政府债券还低。
系统的抵押贷款调整方案，将以符合新平衡原则的新型抵押贷款取代那些被自动估值模型视为失败的抵押贷款。贷款本金将降至由自动估值模型确定的当前的市场价，此时放贷人（次级抵押贷款会更严重）将承受一定的损失。符合新平衡原则的抵押贷款将得到政府机构担保，并以此提振其价值，同时政府机构也将收取必要的保险费。为了公平起见，减记抵押贷款的房屋在资本收益兑现时将按照高税率纳税。为防止欺诈，将以房屋留置权的形式保留这项义务。这种做法应该可以安抚谨慎的房主，使其借助房屋价格的回稳从方案中获取间接收益。抵押贷款调整后，持有者将蒙受损失，但他们的损失很可能远远低于不执行调整方案的损失额度。
同时，政府支持企业（GSE）合并形成的机构将不会买卖抵押贷款，而是将其名下的组合资产转让给具备专业技能的小组，这些小组将从调整还款金额以适应房主的支付能力，而不是取消抵押房屋赎回权中获得报酬。同样适用于主要居所的新破产法将大大加快重组的进度。这样做可以加速执行破产程序，按照房主的偿还能力制定相应的还款额度，同时还可以解决二次抵押难题，舍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欠款家庭的偿还能力之内，消除抵押贷款负资产和调整还款额这两项措施相互叠加，可以显著减轻但不会消除取消抵押房屋赎回权所带来的房价下行压力，因为这项救济措施仅限于主要居所。
开始时可以通过发售长期政府债券并将所得款项提供给抵押债券发行人的方式来补贴新的房贷利率，但抵押债券发行人最初10个百分点的信贷风险可能会与政府机构挂钩。发行方将按市场竞争决定的费率为承担信贷风险收取一定的费用。即便如此，新购房者享受到的利率也不能高于5％。发行方可以在保本情况下向美联储出售抵押债券以清偿债务。最终这种形式的补贴将逐步停止，同时利率水平将交由市场来决定。
政府机构将承担执行破产程序所带来的损失，这比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损失要小得多。要对厄运缠身的政府支持企业的资产组合逐步实施清算，相应的累计损失可以通过国债加以吸收。最终在房地产市场恢复稳定、依据平衡原则的抵押贷款站稳脚跟之后，就连抵押贷款担保都成为多余的职能，彼时即是时候关闭这类政府机构。（待续）
经济复苏计划（下）——反思2008年的崩溃风潮﹙四﹚
2008年改变了世界。本报获授权，独家刊发国际著名投资人索罗斯最新反思的中文版
不仅美国愿意长期维持对外赤字，其他国家同样愿意长期保持顺差。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结束了这种发展模式，而且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种体系是多么不公——美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外围国家受到的损害却更严重
银行资金
应当在全系统内部强制执行银行重新注资方案，就像亨利·保尔森所做的那样。注资完毕后，最低资本要求应降至如6％，这样会鼓励银行的放贷欲望。他们会迫不及待地抓住目前丰厚的差额。经济将重新启动。每个人手中都有充足的流动性，同时迫不及待地要加以利用。到那时，随着通胀脚步的迫近，最低资本要求将提升至8％，而后更高，并以此来降低银行系统的杠杆率，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
如果当初以这种方式执行美国的救市计划，也许可以用原先拨付的7000亿美元甚至还用不了那么多即可完成银行系统的重新注资。不幸的是，那7000亿美元已经花掉了一半，而情况较之以前却恶化了许多。两个月前完全可能的方案今天已经不再现实。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某项措施在某个时点上看似恰当，但在很短的时间内机会可能稍纵即逝。
银行体系现有的市场资本总额不会超过1万亿美元很多，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可能不止这个数。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公众会心甘情愿地接手注定要落入政府控制的银行股票，政府将不得不利用区分好/坏银行的方法：受损资产、现有股权和次级债将留在坏银行里，而好银行则将获得新的资产注入。股东和次债债主除享有增持好银行的权利以外，将损失他们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投资。他们可能会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好银行或许就不会落入政府之手。纳税人不得不消化坏银行的额外损失。即便如此，为挽救经济也必须向银行系统重新注资。注资的成本现在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但那也比听任累计债务把经济拖垮要好。
聪明燃料
在抵消衰退和通缩的过程中，能源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创新作用。美国消费者无法继续扮演全球经济引擎的角色，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替代能源和节能减排可以发挥引擎的作用，但前提是保持传统燃料的高价，为投资新能源创造理由，这样的投资也可以缓解通缩。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美国政客敢于说服公众我们有必要维持传统燃料的高价格。
奥巴马总统需要拿出更多的勇气和技巧来采取正确的对策。他必须确定化石燃料的底价，强制收取碳排放税或拍卖排污权。前一项措施更加高效，而后一项措施政治可行性更高。此外还要对石油征收进口关税，将国内油价维持在每桶70美元以上。关键是要说服公众能源成本将永远维持在高位，以此来鼓励对替代能源和节能设备的投资。
最终，能源成本可能会随着新技术的普及而下降。但价格机制本身并不足以保证新能源的开发。税收优惠、补贴、汽车排放标准和建筑法规必不可少。即便如此，如果碳排放无需付出代价，那么能源安全和减缓全球变暖也都实现不了。美国自己做不了这件事，但没有美国的领导这个任务也完成不了。
重新平衡核心和外围利益
1980年代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一直被美国和所谓“华盛顿共识”所主导。他们不仅未能提供一块平坦的舞台，反而以损害处在世界经济外围的国家为代价，一再照顾国际金融机构（IFIs）控制国、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外围国家必须遵守“华盛顿共识”中规定的市场纪律，这让他们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无处可逃，而美国却可以一直不受影响，吸干全球的储蓄来保持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
这种状况本来或许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因为不仅美国愿意长期维持对外赤字，其他国家同样愿意长期保持顺差。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结束了这种发展模式，而且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种体系是多么不公——美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外围国家受到的损害却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