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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所谓的政治的束缚，那个政治的枷锁，又企图摆脱一个世纪以来的，这样一种简单的全盘西化、崇洋媚外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自觉，这种突破本身才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次，就是文化意义上和文学意义上的第一次这样一种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品质，从那儿以后，我觉得中国文化革命以后的文学，实际上是从那儿以后才开始有的，才开始真正的有了一种独立的品质。才开始出现了后来一系列的许多作家比较好的作品，比较杰出的作品。
李锐：刚才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服装的问题，我说中国人穿什么衣服，它给我带来的一些想法。我还可以再讲到一个问题，也可以再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它本身也是对汉语写作的一次检验。那是2000年我去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也是他们《星洲日报》搞一个文学评奖，他们请我去做评委，然后他们也做了好多这样的文学讲座，让我们到各地去讲座。在这次会上，我就讲到了莎士比亚和曹雪芹。
我认为莎士比亚他的伟大，他的作品的出现，他是在一个很长时段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之上，他这样的一个创作成果是和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联系的，当然莎士比亚是伟大的，他的文学作品无疑是伟大的。那么中国的作家曹雪芹，比莎士比亚要晚一点，晚一百多年，但是曹雪芹写出来了《红楼梦》，那么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的“落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这样一个彻底的悲剧，他是不是也深刻地表达了人类的处境？那我认为曹雪芹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我认为曹雪芹他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在曹雪芹之前并没有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一场文化解放运动，来带给曹雪芹，就是说它可以使他能够比较方便的，站在别人努力的台阶上再往前走，但是曹雪芹作为一个孤独的探索者，他作为一个作家，他却做到了凭着自己的良知和才能，他做到了，他写出来了这样一种深刻的人的悲剧。
那么我讲这个之后，当地的一个报纸很快就转载这个：昨天晚上，中国大陆来的作家，李锐先生讲了什么、什么话。其中，我的这个演讲就变成了李锐先生说，认为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所以就变成了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当然他们就觉得好像很解气，这样说就很自豪，当然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这个背后，我并不是说他缩减了我的内容，我觉得这样说莎士比亚伟大或曹雪芹伟大，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不可以这样简化双方，莎士比亚是伟大的，曹雪芹也是伟大的。当然有人说，按照萨伊德先生的东方学的观点，后殖民主义来分析，所谓西方文化在殖民了全世界的过程之中，他们也把他们的文化推向全世界。
英语之所以成为通用的语言，是因为日不落大英帝国对全世界的殖民的过程的一个结果。如果按照这样一些理论来讲，或者说按照福柯先生的后现代主义“知识即是权利”，这样的一些理论，这样的一些观点来讲，那么莎士比亚很可能就会被说成是一个简单的，西方中心论的这样一个西方权力话语的代表作品。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全人类的普遍的尺度？为什么英国的一个作家写了几本书就可以作为全世界人类普遍遵循的尺度？有人可能会这样来问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这个问题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化，我不这样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想在有资本主义，在有殖民主义之前，人类早已经有非常伟大的文学了，荷马史诗，古希腊的那些戏剧，我们中国的《诗经》，那是2500多年前的，那时候不光没有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的“妈”都没有。如果说我们想一想艺术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如果把一切的，把西方的所有的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把它简化成为，说是，你那是殖民主义话语，那我们就不能谈论艺术了，相反，反过来也一样的。
所以我所说的语言的自觉，并不是要把汉语的写作，放在一个方块字的万里长城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我们那个砖砌的万里长城倒塌了，我们没有了，不可能把它再建起来了。我们于是就退缩到方块字的万里长城，把自己再一次的封闭起来了，那肯定还是没有出息的，这不叫一种主体性，这样的文字注定了是要丧失了它的生命力的。
那么当我在想讲到建立汉语的主体性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的陷入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我把它叫做双向的煎熬，就是一方面我们在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当中，对自己的传统一直采取一个批判、扬弃不要，那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个态度；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认为，西方的，国外来的一切都是好的，都可以作为我们新的理想。但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非常残酷地打破了中国人的这个理想。
那么当这场浩劫结束以后，中国人终于从浩劫当中，噩梦当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再向外看的时候，再一次向外边学习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西方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已经开始对西方的、许多的、基本的观念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判。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加缪的《局外人》，乔易斯的《尤利西斯》，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后边的像罗伯·格里耶的《重现的镜子》，罗兰·巴特的《情爱絮语》，看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西方的作家，他们在从一种道德的、社会的批判，开始慢慢走向了对整个西方文化的一种反省，对整个西方文化所带来的人的处境的一种反省。
好，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那么当我们再一次要向别人学习的时候，当我们再希望，完全拿西方的这一切来作为自己的理想的时候，那么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双重的空缺，就是我们不可能，现成地拿到一个理想，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历史，当我们的历史这样发生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表达呢？英国的作家拉诗什迪，他那个《撒旦诗篇》里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就是他描写到有一个说不好英语的人，他结结巴巴的，他说不好英语。他就讲到英国的时候，他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英国人的麻烦就在于他们的历史是发生在别处的，所以他们不明白这个历史的意思。他讲的很明白，因为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他总是在侵略别人、殖民别人、统治别人，到自己的领土之外去发展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那么他自己的历史总是在别的地方发生的。但是事实上反过来，就这句话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比方说我们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是要煮自己的肉”的这样一场运动。我们要从别人拿来理想，来解救自己，那么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的历史也已经变成了世界历史当然的一部分，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文学也当然地应该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不应该仅仅是用方块字所写出来的一种方言，就好像我们说托尔斯泰，说雨果，说巴尔扎克，说加缪，我们都说这是文学，一样的，那么我们提到曹雪芹，提到鲁迅，提到沈从文，提到老舍，那么我们也同样，我们认为这是文学，而不是我们首先说这是用方块字写的中国文学。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不可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我们是没办法离开那个方块字的文学所组成的历史的大河的。比方说《诗经》，比方说《红楼梦》，它是不是也深刻地表达了人类的情感？如果是，那么它是不是应该也成为我们的文学资源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当初所说的那个全面反传统，我们的传统都是要不得的。那么是，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我们不是麻木地、被动地接受历史所给我们的成果，而是有一点儿自觉性，有一种反省的精神，去反省历史，反省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一切。
李锐：现在是所谓全球化的时代、网络的时代，现在有一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人经常会碰到的一个指责，就是说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你还坚持用方块字创作，你显然是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你还在讲什么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你肯定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一些人掩饰剥夺，掩饰不平等的权利等级的一个最适合的理由。那么我想，我刚才一直在讲全球化，在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