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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出版数年后，那些对科幻小说不屑一顾的人仍认为它是一种不入流的文学形式。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些小说里尽是些鼓着眼的怪物与浑身发绿的火星人；他们不喜欢它的复杂。直至60年代，不明真相的人们仍认为科幻小说只是写写激光枪的威力与“飞碟”的可能性。这些怀疑者们哪里知道，自40年代初的“黄金时代”以来，像阿西莫夫这样的作家就已经开始创作复杂、高深的社会与心理题材的作品，并在其中融人了比现实先进得多的科学。
《基地三部曲》为科幻小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它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能要比其他任何一部科幻小说都大，60年代中期创作的《星际艰旅》无疑也得益于它的启迪。同时，它还激起了70年代的科幻影片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乔治·鲁卡斯的杰作《星球大战》。这部影片无疑是从《基地》中得到了启迪，至少在某些方面如此。特伦特星球统治下的泛银河帝国与拉克·斯凯沃尔克等人的帝国无甚区别。
然而，《基地三部曲》并非是部无懈可击之作。作家布莱恩·艾尔迪斯愉快地记起基地故事于1941－1949年间发表时曾经给他带来的激动，但他认为这套作品出版成书后并非上乘之作。“你简直无法想象等待下一期载有基地故事的《惊奇》杂志是多么令人激动。”他说，“但当它们出版成书后，你再看时，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失误。比如，骡子乔装成麦格尼非科这一手法就与最后一个故事中写普林姆·帕尔沃的手法是一样的。”
三部曲与机器人小说一道，将阿西莫夫推入了科幻小说创作领域的上层。当基地故事在流行杂志上发表时，他已是科幻小说界的名人了，而当这套故事出版成书后，他则在更为广阔的出版界中拥有了更大的声望。在三部曲之后，他创作了系列科幻长篇小说。多年以来，这些长篇著作在世界各地畅销不衰，使他成为了也许是那个时代全球最伟大的科幻小说作家。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七章 家庭与背叛
第七章 家庭与背叛
阿西莫夫夫妇于1949年7月底搬到了波士顿，在那里一住就是21年。1970年，与杰特鲁德分居后，艾萨克才独自搬回了纽约。
搬家时，他们已经结婚7年。7月26日离开纽约前，他们刚过完结婚周年纪念日。从许多方面看，他们都是美满的一对，雄心勃勃，满脑子都是远大计划；但私下里，两人之间危机重重。40年代晚期，阿西莫夫夫妇的性关系已恶化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此时，阿西莫夫正同时从事着两个．职业。他既无经济安全感，又无足够的自信可以抛弃学术事业，专门从事写作。1949年时《空中卵石》尚未出版，流行杂志仍是他的主要市场。他还需在大学里工作9年。只有在渐渐得到出版界的认可后，他才能与杰特鲁德单靠他的创作收入过上舒适的生活。
阿西莫夫天生是个教师。他在哥伦比亚读博士时，偶尔也讲过课，并且很成功。他自己也喜欢讲课。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后来的许多作品其实就是在讲课。他的非小说类作品限于科学知识领域，但当他对非小说类作品创作更具有信心时，便开始写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波士顿大学，他成为一名讲师。他并不是助理教授（如比尔·波依德原先所指出的那样），而是一名讲师。这个职位只比助理教授低一级，意味着他将在从事部分教学的同时开展纯研究。
1950年2月，他讲了第一堂课，题目是“简单的类酯物”。后来，杰特鲁德声称，“今天，我们讲简单的类酯物”是最令她恶心的一句话，因为艾萨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不厌其烦地念这句开场白。
尽管阿西莫夫几天前扁桃体发炎，但第一堂课还是获得了成功。在到校的头一个月，他便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向他请教问题，喜欢他平易、亲切的讲课方式。但系里许多保守的教师并不喜欢他，讨厌他与学生随随便便，认为他古怪、自负——那时已是公认的了。阿西莫夫并不在乎这些。
阿西莫夫对选修他这门课的女生关心得更多些，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被指责为与她们过从大密。一小群本事差点的男生很快便妒火中烧，称阿西莫夫偏袒女生。阿西莫夫很快便意识到自己得谨慎点了。一方面，一群讨厌他的讲师们对他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又有人指责他偏袒女生，这更糟糕，他的处境简直有如在走钢丝一般。虽然这些风波很快使平息了，但在随后的8年中是非不断。对阿西莫夫来说，大学里难得有风平浪静的时候。
由于他那典型的狂妄自大，阿西莫夫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自恃受广大学生欢迎，便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学院里最优秀的讲师。
50年代初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参观者在走廊上听到另一层楼传来的起哄声，随后又是欢呼声和掌声，便问陪同的教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教员愤愤回答道：“哦，可能是阿西莫夫在讲课。”
在大学里，阿西莫夫确实也有些朋友。1950年，比尔·波依德出国旅行了近一年后，回到了学院。他和阿西莫夫成了好朋友。阿西莫夫总是与出版界里的同行交朋友，但大部分人都住在纽约。坎贝尔、波尔及其他一些好友经常来波士顿看望他，所以他当初完全没必要担心会被孤立在纽约市外。
阿西莫夫是个优秀的讲师，但是个差劲的研究人员。从到波士顿大学的那一刻起，他就为此与一些教员发生了多次冲突。他的顶头上司亨利·雷蒙博士是他所参加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两人从一开始就不合。雷蒙几乎在各方面都与阿西莫夫截然不同。他是个办事彻底、讲究精确、具有奉献精神的研究员，但在教学方面没什么特别之处并且极端保守。他不喜欢阿西莫夫那种爱出风头、爱开玩笑的作风及他的古怪观点。他认为，一位学者应尽量把时间多放在自己的研究上。他不赞成阿西莫夫的写作雄心，认为这是给学院丢脸，有损波士顿大学的尊严。他竭尽全力地给阿西莫夫找麻烦。
幸亏艾萨克与系主任沃克教授的关系不错。沃克也是与阿西莫夫极为不同的两种人，但他非常尊敬阿西莫夫，并不认为雷蒙的批评是对的。
阿西莫夫尽可能地逃避研究，并且讨厌写研究报告。他不喜欢固定的正式文体，因为这使他没有自由表达的余地。
岁月流逝，50年代中，阿西莫夫在大学里的研究越来越少，所上的课越来越多。尽管他才在波士顿生活、工作了两年，但在50年代早期，他就已经能够完全放弃学术事业，专门从事写作了。1952年，当年的文学创作给他带来了8，550美元的收入，而他在大学的薪金才5，500美元。1953年，他的创作收入几乎高达10，000美元，到这年年底，他已经出版了9本书，同时还为流行杂志写了大量的故事。创作前途一片光明。1950年12月，杰特鲁德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大卫。
艾萨克一贯对周围的事物反应迟钝，不善于察言观色，因此他几乎是最后一个意识到杰特鲁德怀孕的人。
公平地说，艾萨克吃了一惊是有些理由的。夫妻俩的性生活称不上频繁，而且在几年前，阿西莫夫就已得知自己精子的成活率低。到1950年时，他们几乎对要孩子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也不怎么想这事。但不管怎样，当杰特鲁德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时，他确实是又惊又喜。
他们考虑的第一件事便是搬出这套一年前刚到波士顿时租的公寓，并马上开始行动起来，准备找套大点的房子。
怀孕初期不是很顺利。1951年1月底，杰特鲁德怀孕两个月时，开始出现了剧痛。艾萨克惊恐万分，开着六个月前刚买的新车将她送进了马萨诸塞州的纪念医院。医生担心杰特鲁德流产，便让她住院观察两天。艾萨克痛苦极了，一连几天，他都在医院里踱来踱去，有时还干扰医生的工作。当医生宣布杰特鲁德安然无恙时，病房里传开了一个笑话：“杰特鲁德没流产，艾萨克倒流产了五次。”
大卫出生于1951年8月20日。那时，阿西莫夫夫妇已在沃斯汉姆的劳威尔街找到了房子。房中的电话有拨号装置，这样他们就不用麻烦接线员了，唯一的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