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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当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政府会倒台。
——吴建民
申奥：“外交麻辣烫”呛翻欧美“人权”大棒
1991年3月21日下午，从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参赞位上卸任不久的吴建民，走进了北京国际俱乐部的外交部记者会现场。这是他担任外交部第10任新闻司司长后，首次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在公众中亮相，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9任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始建于1983年，由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首倡，他也是中国政府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此后这个肇始于外交部的发言人制度在政府其他部门中得到推广。
政府发言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当事者不但要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深厚的文化积淀，还需要有灵活的应对技巧和把握现场主动的能力。外交部更是国家的一根敏感神经，牵连到国家利益和对外关系，稍有差池都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然而从1991年到1994年，吴建民以“发言人”的身份共主持了170场记者招待会，从未出现闪失。他敏捷的思路、出色的口才以及从容、果断、刚柔相济的应对艺术，受到国内外同行、政治家和记者的好评。
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中国人为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更不会忘记1993年秋天北京奥申委将士们为了夺得奥运主办权出征蒙特卡洛的日日夜夜。
1993年9月16日，以李岚清为首的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飞赴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城市。为了加大申奥的宣传力量，北京奥申委在主管宣传的吴重远、丁维峻外，添加了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
当时，由于“八九风波”的后续影响，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拿“人权”等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外交承受着很大压力。继当年7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反对让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决议后，9月16日欧洲议会正式通过决议反对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给北京。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政府也互相配合行动。9月14日澳大利亚总理基延访问美国时，公开声称“不要让政治压倒了体育理想”，要国际奥委会不要选择北京；9月16日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在九频道电视台的早餐采访中，对记者说，“最佳的选择是曼彻斯特，万一曼市落选，大家就应该来悉尼参加奥运会。如果选择北京，将是一个坏主意”。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有备而来”的记者将会在蒙特卡洛围攻中国。
1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下午在蒙特卡洛希维体育宫开幕。吴建民和吴重远在蒙特卡洛新闻中心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代表团的有关情况后，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赫德在悉尼关于“北京如举办奥运会是坏主意”的说法。
20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开幕。吴建民在蒙特卡洛新闻中心举行了来蒙特卡洛的第4次新闻发布会。正如人们所料，西方一些记者利用这次机会就“人权”问题向中国轮番进攻。吴建民语气激昂地回击道：
“中国政府非常关心人权。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奋斗了100多年，就是为了人权，争取做人的权利……1949年以前，中国人有80％吃不上饭，一旦遇上灾荒，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当啼饥号寒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西方大国有谁同情过中国的人权？有谁来呼吁中国的人权？相反的是他们都站在压迫者一边——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中国人民吃饱了，穿暖了，他们倒‘关心’起中国的人权来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一记者看到吴建民说话时表情异常严肃，明知故问道：“你为 什么这样激动？”
吴建民说：“你们应该理解，一个人被平白无故地骂了一通，能保持平静，能不激动吗？”
又一记者说：你们中国“讲人权”就是“政治干预体育”。
吴建民说：“不是中国人首先讲人权，是有人天天骂我们。整整骂了四天。我们已经退避三舍。难道我们就连一点辩解的权利也没有了吗？那也太不公道了！”他还用英语大声疾呼：“奥林匹克精神是纯洁的，理想是高尚的。”
在座的记者都被吴建民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美联社在当天的一篇通讯中评价吴建民的发言“充满感情”“用流利的英语发表讲话，没有发言稿”，并称“这种口气和谈话方式的改变，似乎是随着投票时间的逼近来提高北京的形象。”正在蒙特卡洛的李岚清副总理也对吴建民的出色表现大加赞赏。
时间到了1994年春天，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带着克林顿的“最惠国待遇”牌和“人权”大棒访华。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中国领导人与克里斯托弗会谈后举行了一个“吹风会”。
一位美国记者上来就问道：“美方认为其外交官在国外可以随便、自由会见外国公民，你对此有何评论？”
吴建民答道：“美国有美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不可能同美国一样。有人总是觉得美国那一套最好，其实不一定。本人在贵国呆过10年，我看中国要学美国哪怕是100％的成功，中国也不会太平。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有500万，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诸位想一想，如果2500万无家可归者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到处游荡，中国还会太平吗？”
又一美国记者问道：“现在距离6月3日已经不远了，中国打 算采取什么行动来满足美国提出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七项要求，以便保持最惠国待遇？”
吴建民说：“这番话典型地反映了你们美国人的性格，急得 很！你急什么？你们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性格，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性格。为什么要学你们的？这个时限是你们美国人定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定的。美国有美国的计划，中国有中国的计划，我们谁也不要强加于人。本人参加了去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的会晤。克林顿总统也说，我们美中双方谁也不要强加于人，这很好嘛！你们美国人走美国人的路，我们中国人走中国人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5000年了！”
说到这里，会场传出一阵哄笑声。
这时，一位西方记者提问道：“克里斯托弗访华你们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怕什么？是不是怕你们的政权不稳？”
这个问题倒是吴建民事先没有想到的，事先也没有统一回答口径，怎么办呢？吴建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他在西雅图亲身经历的事。他说：“1993年11月，我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西雅图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时，有一次我上电梯，正值有一位领导人要走过来，美国的保安便一巴掌把我给推开了。”
记者煞有介事地问：“你抗议了吗？”
“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我理解那位保安是在履行职责。”吴建明坚定地说，“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在世界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当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政府会倒台”。
在场的美国有线新闻网驻京记者对吴建民说：“讲得好，这话 我等了两年了。”还有一位香港常驻北京记者激动地称他是中国“外交麻辣烫”。
第二辑吴建民 （2）
周恩来眼中“精干的人”
吴建民于1939年3月底出生于重庆，在他出生一个月后，日本陆海军联合对重庆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轰炸，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惨案。为了保住性命，母亲抱着被惊吓的儿子冒着隆隆的炮火躲进了防空洞，总算捡了两条命。
吴建民在重庆长到7岁时，随父母回到祖籍江苏南京，进入了南京市南昌路小学读书。1951年小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南京二中读书。195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来到南京招生，班主任老师朱庆颐希望吴建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因当时“北外”是按部队院校的要求招生，要求很高，而吴建民一心想报考理工科大学，所以他当时对读“北外”犹豫不决。在老师朱庆颐的再三劝说下，吴建民参加了“北外”的考试，不想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