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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中华文明能够历数千年而不灭就要归功于和平主义的中庸思想。当尚武的西方文明遇到麻烦时，他们便会注意到中国文明的价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号召西方人学习中国的和平主义。这些似乎证明了“有容乃大”是可以胜过武力的。房宁认为，这种看法在当前对中国十分危险。当中庸文明与尚武文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虽然西方一些学者可能欣赏中庸思想，但关键的是西方政客对此毫无兴趣。因此当你的对手崇尚武力时，你仍然死抱着有容乃大的思想，那不是智慧，而是迂腐。“拿枪指着敌人的额头，效果无疑超过一百部《论语》。”
房宁对时有露头的“绥靖主义”也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批评。在他看来，尽管绥靖主义从历史上看不失为一种策略，但是我们不应该被绥靖主义表面的历史现象所牵动。关键要搞清楚绥靖主义背后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绥靖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策略使用，在什么条件下不能。绥靖主义作为政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对手对你的利益欲求是有限还是无限。当对手对你的企图无限时，无论怎么妥协都不行。
房宁认为，不应鼓吹和宣扬武力，但却决不能放松武力防备。“花钱在国防就像是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付保险费。表面上没有创造价值，但防止了可能的损失。”
我们可以把《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看作房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又一次集中阐述，又一次像《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样把鲜活的民族主义思想具象化了。战略专家张文木称，读《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使人有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敏锐感觉，进而感到，看到危险逼进却无力阻止的感觉更让人心碎！他认为，该书对那些沉浸在新的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安全环境熟视无睹的人敲响了警钟。
曾经有人给身处体制之内的具有官方学者身份的房宁出了一个难题：“您是怎么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
房宁当时笑答：“我觉得‘左’和‘右’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说给圈外人听的，戴上这样的标签，别人容易了解，否则不好定位。而我作为圈内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我不会先给自己定位，然后再让自己的言行、理论都与之相符。我是从实际出发，面对具体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的，并不在乎‘左’‘右’。”
这样的回答可以把房宁理解为一个执著于思考和探索的人。事实上房宁从没有把民族主义当成一个符号，而是在努力探寻其具体的内容。他曾说，一旦民族主义变成了一堆教条，被编成“四言八句”，写到教科书里，民族主义大概也就到了晚期，快变成化石了。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到《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再到《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房宁对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最大贡献在于，把中华民族主义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揭示了出来，那就是全球化自身运动的规律。
房宁或许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家，那就让历史来做结论吧。
第一辑房 宁 （8）
附录
社会主义：满足需要还是改变需要
房 宁
“电冰箱社会主义”破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到了当代社会主义者面前。也将经济发展是否即意味着社会进步的问题提到全体人类面前。
“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是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更有效和更普遍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一种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更常用的表述为：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十分重视发展生产，这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当强调社会主义要满足社会需要时，能不能反过来说，只要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呢？抑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
的确，以往人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提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分析“资本生产力”发展的极限时认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是说，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劳动的占有意义下降，甚至是不必要的。人们据此推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物质极大丰富”，甚至充分“涌流”的时候，社会成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就成为多余，导致社会分化的物质前提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在畅想占有成为多余或价值丧夫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些命题是有前提的，即：人的物质需求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有限性。假定人的物欲是无限的，物质需求趋于无限大，需求的满足则微不足道。然而，在现实性上，人们的物质欲求恰恰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正是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不消除人们无限膨胀着的物欲，企图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以推动人类接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犹如精卫填海、徒然无功。若人们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分化就要不断地发生。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悖论。
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是，人的需要是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研究和认识人的需要的现实性。人的需要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需要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即满足人的生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自然性本质上是物质性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其满足的程度。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的社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二是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
需要的二重性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曾深入地分析过需要二重性的统一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服装既有对人体的机械效用，更是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时新性和荣誉性”，以证明其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服装，这种原本最“自然”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社会性。
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于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可见，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要”，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