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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看出，房宁认可的社会主义更本质的意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这“将是未来新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发展生产、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对人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甚至也并不总是与人类进步的方向一致”。他认为，实现社会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作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返璞归真，才能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房宁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明显带有“空想色彩”和“左”字号的思想特征，在学界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房宁的这个“方子”的本质与各种宗教相似，不含多少科学的成分，救不了社会主义。
对房宁的理论争议最多的是他在“和谐社会主义”中流露的消极的经济观。持异见者质问道：既然在现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超过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用？如果是这样，便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改变人的需要！每人每月发30斤粮票足矣，穿灰布衣裳也尽可满足蔽体保暖的“自然需要”。
面对各种争议，房宁在一次与网友的交谈中表露了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信心，他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支配下的某种社会运动，还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广泛兴起，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关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思考恰恰是在考虑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样式。”
争论是正常的，房宁似乎很喜欢各种善意的批评、讨论。这是他做人和治学的一贯立场和风度。回首20多年来，房宁哪一篇重头文章没有引起过争议？但有谁像他这样心平气和地对待批评和误解？他的真诚和虚怀若谷使他的许多论敌后来成了他的朋友。
由于“和谐论”在网上引起反响，许多媒体找到房宁要求在平面媒体公开发表。1998年此文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为题摘录了部分章节在《时代变迁与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旋即被《新华文摘》《东方》等多家杂志转载。“和谐论”引起广泛关注。中国的许多意识形态部门都把该文作为重点研究的资料，此文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专家中几乎无人不晓。
还有论者这样说：房宁提出的“和谐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剔除了西方霸权语系的影响，再次展示了人类另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把握，尽管“和谐论”不提“赶超”，但它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促进解放作用，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低估的。
一厢情愿的“和平与发展”， “新帝国主义”允许吗？
2003年，房宁的新作《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出版，再次引起关注。
这是伊拉克战争后，房宁对世界的又一次深刻反思。他断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随着资本国际大循环出现障碍，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
房宁关于“新帝国主义”的概念可追溯到1995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和1999年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在这两本书中，他提出了“再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的概念。他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成三段式：殖民主义时代，表现为直接统治，超经济的掠夺；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旧殖民主义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新殖民主义产生，一种有利于西方的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但随着“发展的陷阱”使全球化出现障碍，西方国家不得不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越发直接的控制和干涉，其手段日益向殖民主义时代复归，房宁把它称为“后殖民主义”或“再殖民化”。
在房宁看来，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后殖民时代，西方将不再满足于间接地通过跨国公司、国际经济组织控制第三世界经济，进行价值转移。西方将直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部分或全面接管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主权，直接掌握第三世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房宁所称的这种“后殖民主义”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新帝国主义”。
房宁分析了老帝国和新帝国的异同。其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内容上，如扩张领土及势力范围、强大军队、尚武精神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如军力的量和质的方面，侵略野心的膨胀程度，战争借口的不同等等。因此他把“新帝国”归纳为5大特质：超强的军力，强权政治，文化帝国主义，恐怖加民主的帝国意识，先发制人的战术手段等。
著名战略家张文木对房宁的“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提法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房宁的“最重要判断”“因为它打破了人们关于‘和平与发展’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若干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家们都认为，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与发展，世界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就像房宁所描述的：“20世纪后半期的和平与发展，又给人类一种历史进步的印象。人们以为世界、历史彻底改变了，全球化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结为一体。”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让人们警醒：“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历史要结束了。”
中国如何面对新帝国主义时代，是房宁着重解答的问题。他认为，鉴于时代的变化，鉴于美国的战略，鉴于美国的行动态势，我们应该对时代、对战略、对经济与国防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反思。
房宁一直强调，中美关系不取决于中国的态度。他认为，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无法回避的。鉴于这样的情况，中国需要自己的发展战略。
中国政策中经济优先的思路使房宁感到担扰。按照那样的思路，似乎“经济建设搞上去，政治就稳定了，精神文明也发展了，道德也进步了，国防也会搞上去”。他承认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发展经济再搞国防，但中间会有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发展上去以后，再转化为国防实力，但假如这个过程中断了，我们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房宁注意到，美国的战略与此正好相反，美国认为，综合国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军事实力。美国这个实用主义的国家向来奉行实用主义的文化，它的眼中只有实力，而且它认为这种实力的集中表现不是GDP，更不是文化中国，而是军事实力。房宁还看到，美国如果不能够用炸弹跟你对话的话，才能以文明方式，把对手当文明人对待。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那美国就认为你是野蛮人，用不着跟你平等对话。他认为，“只有加速实现我们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具有了反侵略战争的能力，我们才能防止美国用新帝国主义的办法削平对方，只有有了国防现代化的强大保障，我们才有资格、有本钱去和世界平等地交往”，因此，“加速国防现代化才是中美和平共处的基础”。
但是令房宁这类民族主义者气馁的是，中国人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总是讲究“以德服人，有容乃大”。这样的一种文化其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策走向。他认为，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一定总是要通过战争解决争端，但总是把战争看成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是不发动战争，而是他们不能从战争和武力对抗中获得民族振兴的力量，也不把战争看成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只把它当成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有人认为，中华文明能够历数千年而不灭就要归功于和平主义的中庸思想。当尚武的西方文明遇到麻烦时，他们便会注意到中国文明的价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号召西方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