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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方面的原因由传道士、神学院毕业生在一些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这里的因果关系正好与按唯物主义观点得出的因果关系相反。
这些观念的起源及历史比那些持上层建筑说的理论家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用的意义上而言）为了取得统治的地位，必须同各种敌对力量的世界进行搏斗。我们引用的富兰克林的话所表现的那类思想，虽曾令一整个民族为之喝采，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则肯定会遭排斥，因为它会被认为是最卑劣的贪婪，是一种完全没有自尊的心态。事实上，一切尚未卷入或尚未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环境的社会群体，今天对这种思想仍抱排斥态度。这并不完全是因为获利的本能在那些时代就不为人所知或尚不发达（人们常常这么说）；也并不是象耽于幻想的现代浪漫主义作家所常常以为的那样，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势力圈以外，不象在其圈内那么强烈。在这一点上是找不到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什么区别的。中国的清朝官员、古代罗马贵族、现代农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不管谁都会发现，一个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船夫，以及他们亚洲国家的同行，还有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匠人，他们这些人对黄金的贪欲要比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来得强烈得多，也不讲道德得多。
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按西方的标准来看一直是落后的，但在靠赚钱以谋取私利方面使绝对不讲道德的作法普遍盛行，却恰恰是那些国家一直具有的一个突出的典型特征。正如所有的雇主都知道的那样，这些国家（可用意大利与德国作比较）的劳动者缺乏自觉性（ coscienziosita ），这一点以前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正如它不能利用那些在与他人往来中给人以完全不讲道德的印象的人一样，后一点我们看了富兰克林的作品就会明白。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贪欲，有一些人让黄金欲成为不受控制的欲望，并全身心地顺从它。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位荷兰船长，他“要穿过地狱去寻宝，哪怕地狱之火烤焦了船帆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并不是产生出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大众心态的代表，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要有可能，就必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在对外国人和非同伙人打交道时，贸易也象战争及海上掠夺一样，常常是无法无天的。在这里双重伦理允许人们做出在与同胞同事的往来中禁止做的事情。
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作为一种投机活动，在所有使用货币进行贸易，并且通过克门达、租税承包、国家借贷、战争资助、公爵朝庭及官吏为这种获利提供机会的各类经济社会中都一直盛行着。同样，这种投机者的内心态度，即嘲笑一切伦理限制的态度，也一直是普遍的。获利过程中的绝对的和有意识的冷酷无情的态度常常最紧密地与最严格地遵从传统联系在一起。而且，随着传统的崩溃和自由经济企业或多或少的扩张（甚至已经扩张到社会群体的内部），这一新生事物在伦理上也并没有普遍地得到认可和鼓励，只不过作为一个事实而被容忍。这一事实要么被看作是漠视伦理的，要么被看作是理应受到谴责的，但是，很不幸，它又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一直是伦理说教的标准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直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在普通人的实际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标准态度；所谓前资本主义的，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而各个地方的人们在适应一种有秩序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时，他们所遇到的最顽固的心理障碍之一恰恰正是这种态度。
在 “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这样一种意义上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一直与之斗争的最重要敌手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种对待新情况的态度和反应。每一种试用对此给出最后定义的尝试也必须暂置一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略举几例以求说明其暂定含义。下面，我们将从劳动者开始说起。
近代雇主为从其雇佣者那里获取最大可能的劳动量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之一就是计件工价（ piece…rate）的方法，譬如，在农业中，收获要求最大可能的劳动强度，因为，由于天气无常，高额利润与重大损失之间的差异取决于收获的速度。因而，在收获季节，计件工价制几乎是普遍流行的。并且，由于雇主对加快收割速度的兴趣随着劳动结果和劳动强度的增长而增长，雇主一次又一次地作出这样的尝试，一再提高劳动者的计件工价，从而给劳动者以机会来挣取对他们而言是很高的工资，以鼓励他们提高自己的效率。但是，雇主却常常遇到一个奇特的困难，其发生频率之高往往令人惊讶；即提高计件工价常常招致这样的后果：在同一时间内做完的活儿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劳动者对工价提高的反应不是增多而是减少其工作量。例如，某个人按每英亩１马克的价钱一天收割了２．５英亩地，从而挣得２．５马克。现在，工价提高到每收割１英亩得１．２５个马克。本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割３英亩地，从而挣得３．７５马克。但他并不这样做；他只收割２英亩地，这样他仍然可以挣得他已经习惯得到的２．５马克。挣的多一些并不比挣的少一些来得那样诱人。他并不问：如果我尽力去做，那么我一天能挣多少钱呢？他却这样问：我要做多少活儿，才能挣到以前挣的２．５马克来打发传统的需求呢？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传统主义的一个例子。人并非“天生”希望多多地挣钱，他只是希望象他已经习惯的那样生活，挣得为此目的必需挣到的那么多钱。无论何处，只要近代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而开始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它就必然会遭遇到来自前资本主义劳动的这一主要特征的极其顽固的抵制。今天，它越是遭遇到这种抵制，它不得不对付的劳动力（从资本主义观点看）就越是落后。
让我们回到这个例子上。既然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获利本能的方法不能奏效，那么，另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就是试用截然相反的政策，即减少劳动者的工资，迫使他们付出更多的劳动以挣得与先前数目相同的工资。低工资和高利润甚至到今天在那些浅薄的观察者眼中仍然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件用工资付偿的事似乎都牵涉到相应的利润下降。资本主义从它一开始起步，就一再地采取减少工资的方法。低工资就是多生产，也即是说，低工资增加了劳动的物质结果，因而，如同库尔的彼埃特（ Pieter de la Cour）很早以前就此所言（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说法很合由来已久的加尔文主义精神），只是因为并且只要人们还很贫穷，他们才会劳动。这种观点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被人们奉为一种信条。
但是，这种表面上非常有效的方法，其效能实际上是有限度的。当然，可以在劳动市场上以低价雇佣剩余人口，这一点确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尽管过于庞大的一支后备军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量的扩大，但是，它却阻滞了质的发展，尤其是阻滞了向使用更高劳动强度的企业类型的过渡。低工资绝对不与廉价劳动等同。从纯粹量的角度看，劳动效率会随着工资不能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下降，而这归根结蒂甚至意味着不适者的生存。今天，一个普通的西里西亚人，即使他尽心竭力，也只能收割一个报酬较高、营养较好的波美拉尼亚人或梅克伦堡人所收割土地的三分之二多一点；一个波兰人，他的家乡越是向东，越是远离德国，他所做的活儿，较之于一个德国人所做的，也就越少。即便是从纯商业的角度来看，如果生产的商品需要任何一种熟练劳动，或者需要使用易于损坏的机器，或一般地讲，如果需要高度的专注和创新精神，那么，低工资的方法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