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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无意识的、充满感情的学习规则中，寻找受遗传进化影响最直接的那类行为，以恐惧症为例，象许多动物学习的例子一样，恐惧症常常在童年发生，具有深刻的、非理性的感情色彩，而且难于消除，似乎有意义的是，恐惧症常常由蛇、蜘蛛、老鼠、高度、封闭场所，以及在古代环境中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其他因素引起，而很少由现代的人工制品如刀、枪、电源插座等引起，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恐惧症多半为保证生存提供了必要的余地；从悬崖边爬开并因恐惧而发呕，总比心不在焉地在悬崖边行定要好一些。
乱伦禁忌是原始学习的另一种主要类型的例子，象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尔和罗宾。福克斯指出的那样，乱伦禁忌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更为普遍的关系互斥原理的特例。两人之间一旦形成某种很强的关系，他们就会发觉在情感上难于掺入其他任何类型的关系了，师生转成为同事的过程很缓慢，即使学生早已超过了老师，母亲和女儿很少改变他们最初形成的关系的色彩，乱伦禁忌在人类文化中非常普遍，因为父女、母子、兄弟姐妹觉得，他们最初的关系几乎完全是排他性的。简言之，人们在学习受到排斥的关系上遇到了阻碍。
相反，人们却容易学习在遗传上最有利的各种关系，在各种文化之间，两性结合的过程差异很大，但各种文化的两性结合都沉浸于动人的感情中，在有浪费传统的文化中，情感可以是迅速而深刻的，并产生出超越性的爱，这种爱一经感受，就永远地改变了妙龄青年的思想，对人类生态行为这方面的描述，是诗人们特有的雅兴，就象我们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出色描写中所看到的那样：姑娘子立中流，纹丝不动，就在他的面前凝望着大海。她似乎是魔法变出来的一只奇特而又美丽的海鸟。裸露的双腿象仙鹤的腿一样纤美而洁净，粘在上面的只有一丝翡翠绿的海草，就象刻意做成的符号……女儿气的柔长金发，女儿气的俊俏脸蛋，点缀着惊人的人间之美……当她感觉到他的存在，感觉到他眼中的崇拜神情时，她的目光转向他，默默无声地忍受了他的凝视，没有羞涩，没有放任……她的形象已在他的灵魂中永驻，没有只言片语打破他狂喜的沉静。（《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从逻辑上讲，有倾向性的学习是在生命周期的其他转拆点上形成的，在这些转折点上，人们固执着最深刻的感情，例如，人类有制造各种分界线的强烈趋势，每当越过这些分界时、他们就在形式上从一种存在过渡到了另一种存在，文化精心设计了各种过渡仪式——入会、婚姻、坚信礼以及就职典礼，这些仪式可能仍受着隐蔽的生物性原动力的影响。人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有种同样强烈的欲望，想把其余的人都分成人为的、鲜明的两类，好象我们只有把其余的人都分作成员与非成员、亲戚与非亲戚、朋友与敌人时，才心满意足，埃里克。埃里克森曾指出。各处的人都有拟物种分类的倾向，而且都力图把外国社会贬低到次等物种的地位，并说他们不是完全的人，可以毫不内疚地贬低他们，甚至连温和的卡拉哈里桑族人也叫自己为昆——也就是人的意思，对于人类的这些先天倾向以及其他倾向，只有从遗传优势的角度来评价才有完全的意义，就象雄鸟用来保卫领地或宣布进攻的动人的春歌一样，它们都是富有美感的，只是我们有意识的头脑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真实意义而已。（谢显宁译） 素心学苑收集整理
了正确的行动，人类精神可说是这种图式的共和国，它们注定要为了控制决策中心而相互竞争，机体的生理需要在某方面变得迫切，某一图式的力量就变大，有的却减弱；而这种需要是经过脑干和中脑传达到大脑的意识之中的，意志可能是这种竞争的结果，而不是脑内有什么“小人”在指挥，也不是什么外因的作用。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思维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当前，我们至多能注意到，的确存在一些基本的活动结构，比如，反馈回路控制了我们大多数自动行为。意志——或者可称之为灵魂——完全可能产生于生理结构的进化演变，不过，这种结构显然远比大千世界里任何事物都更为复杂。
所以，对目前来说，宿命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似乎不仅在理论上解决，还可能还原为一个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实验问题，我们注意到，即使我们的大脑真有这类结构，还是不大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智慧——能精确预见一个人的各种行为与活动，虽然我们在有限程度上能制作出铜币掷落的路线或蜜蜂飞行的图表，大脑的结构太复杂了，而人的社会关系又过于错综复杂和变化多端地影响着大脑的决定，所以，无论是受了这种影响的人还是另外的人，都不可能事先预知任何人的发展细节，因而，在这种基本意义上，你、我都是自由的，能对自己负责。
然而，从一个次要的意义上说，我们的行动又是部分地被决定了的。如果行为的种类划分得粗略一些，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预知它们的发生，铜币在空中运行时是自身不断旋转的，而不是平动；蜜蜂绕着房子飞行时是竖立着身体的，人类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的言行，都带有人这一物种的特征，而且，个体的群体统计性质也能够确定下来。就旋转的铜币而言，它用不着计算机或别的器械去精确测量它的抛射；它的运动遵从二项式分布和正弦定律，一个信封的背面就能写完计算的全过程，这些数学公式包含着丰富而有用的信息。在另一个层次上，昆虫学家也能总结出蜜蜂到采蜜处的平均飞行模式的各种特征，他们事先掌握了蜜蜂的摇摆舞的统计性质，蜜蜂正是用这种舞蹈把花的位置告诉同伴，他们还把按照这种信息而行动的蜜蜂所犯错误的时间和分布记录下来并作出精确的测定。
在更小的、仍然是未知的程度上，只要我们对人性有足够的知识，仔细研究了社会历史及其物质环境，我们也可能对人类社会的行为作出统计学上的预测。
遗传决定性限制了未来的文化演化的途径。目前，我们还无法猜测这个演化过程会走多远，但我们对它过去的进程能够作出透辟的解释，并且，如果我们既有技术又有运气的话，还可预见它近期的发展方向。这个分析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个体心理研究，尽管有社会学中迪尔凯姆和人类学中拉克里夫－布朗的整体主义传统，文化却并不是无需外部动力而自己就能演变进行的超级有机体；相反，文化的发展变化，是无数个人行为的累积产物，每个人为了在社会中生存，都尽力作出最有利的行为反应。
当我们严格地将社会看作群体时，就能更精确地确定文化与遗传的关系，人类的社会进化是沿着双重继承的轨道向前发展的，文化继承和生物学继承，文化的进化是拉马克式的和非常迅速的；而生物的进化则是达尔文式的，通常是缓慢的。
拉马克式的进化，是后人继承前人后天获得的特征，是父母将自己一生中习得的东西传给子女，当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于1809年提出这一观点时，他相信生物进化这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比如他指出，由于长颈鹿伸长脖子吃更高枝头上的食物，它们的下一代不用作同样的努力就会生来具有比父辈更长的脖子，由于鹳伸长双腿以免腹部打湿，它们的下一代无需这样作就继承了更长的腿，拉乌克的观点已不再被认为是生物进化的基础，但在文化的进化中却恰恰发生着这样的情况。
关于进化的伟大而有权威性的理论，即认为所有物种群体都由于自然选择而得以改变，这种理论是达尔文于1859年首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提出来的。他认为，群体里的不同个体，在遗传构成上、从而在生存和繁殖能力上，都大不相同。那些优胜者自然将更多的遗传物质传给下一代，因而，它们所属的群体从总体来说逐渐变为优胜型，根据自然选择理论，同是长颈鹿，在长出长脖子的遗传能力上却不同；那些脖子最长者能吃到更多食物，故能留下更多的后代，结果，数代以后，长颈鹿这一种动物的平均颈长就增加了，在此之外，如果遗传变异不时要影响颈长，上述进化过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
达尔文的观点已被公认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形式的生物进化理论，由于生物进化比拉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