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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找到更吸引她们的创造性作品所需要的文学语言。
理学的兴起是否限制了妇女的文学创造力？由于早已论述过的儒学复兴的趋势已经出现，我猜测确实被限制了。所有的理学家都赞成让女人学会读、写，这是真的。司马光在《家范》里引用班昭的观点，女人如果知道怎样阅读，会成为更好的妻子。司马光还加上自己的结论：“凡人不学则不知礼义，不知礼义则善恶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识也。……然则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他在《居家杂仪》里依据《礼记·内则》为男孩女孩提出了学习的主要课程。即便女孩子不学与兄弟们相同的功课，也可以读《论语》、《孝经》和《列女传》。朱熹同样鼓励姑娘们读道德训诫小册子，特别提到司马光的《家范》。但是这些男人，124就像大多数积极参与复兴儒学的人一样，对男女诗人作品的价值都怀有同样矛盾的心理。司马光明确反对教女孩子作诗。程颐述说了他母亲自己已感觉到的这种矛盾心理：“夫人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深以为非。平生所为诗，不过三十篇，皆不存。”程颐本人只记得她作的一首。
到南宋后期，理学对诗歌创作的反对已经广为人知并被接受。诗人姚勉（1216—1262）写到他妻子邹妙庄（逝于1257年），她出生于一个与朱熹儒学学派有紧密联系的家庭。她的外祖父李恕已本人从学于朱熹，童年时期，她家严格按照儒家原则进行管理。邹氏得到文学方面的教育，每天都读几段《论语》和《孟子》，还喜欢读唐诗。她知道怎样作诗但从来不作，以“非女子事也”作为解释。姚勉知道她能写出漂亮的句子，曾看见她写过，但仍因敬慕使她不炫耀自己天才的“深静”而不说穿。
第七部分：作为内助的上层阶级的妻子作为内助的上层阶级的妻子 5
孝 敬 的 妻 子
妻子被期待着协助丈夫完成祭祖仪式，有很多女人细心、虔诚地履行这一职责的描述。比如说俞氏（1121—1194），她作为新娘踏入家门后就询问公婆喜欢吃什么，今后便可按照公婆的口味准备四时祭品，为此她受到赞扬。还有一些女人因为仔细地清洗祭器、准备食物而受表扬。王氏的传记引用了她的话，“祀享人之大事。故须严洁以表至诚。”
在基本的儒家职责、义务以外，妻子们对佛教、道教和地方庙坛有强烈的兴趣。看得出来连对宗教活动相当冷淡的男人也经常仰慕虔诚信教的妇女。像前边谈过的贤明的劝导者黄氏，被描述为利用佛教教义帮助丈夫完成崇高的儒家职责，并且照顾着所有的家庭成员。
佛教教义可能真的对妇女有吸引力；如果她们对现世的生活不满，可能会集中精力献身佛教企图使来生变得更好。女人捐赠给庙坛的东西与男人一般多，有时候把自己的画像放在125信奉的佛像或观音菩萨像下边（见图9）。宗教活动也因打破了固定、狭隘的日常生活而产生吸引力。祈祷神明、添油上香等事务使妇女有了离家外出的理由，或至少可以让生人到家里来。各种阶级和阶层的女人都可以到庙、坛去，有时结伙而行。庙宇给女人们提供了相会的空间，比如杭州的天竺寺，女人们每月在那里聚会一次研读经文。偶尔有的女人成为教派领袖。11世纪，拒绝结婚的崔氏得到来自各种阶层的追随者，他们都相信她会不朽。
女人传记里最惊人的，无论如何不是利用宗教活动逃避家庭，而是献身于佛教使她们得到了退避三舍、深居内闱的途径。李氏（976—1031）经常诵经，每月斋戒10次。崔氏（999—1067）喜欢佛教书籍已久，但是当读到《圆觉经》时，她说：“使我早研悟此理。”从此她让自己从世俗事务中脱身，减少食量，完全禁止享受生活。刘氏（1005—1085）喜欢背诵佛经而且接受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边氏（1025—1093）每天都烧香、读经。她一边念着达摩的名字，一边捻着佛珠。邵氏（逝于1121年）“诵佛书日不辍。夜讽秘咒，施饿鬼食。风雨疾病不渝也，数有异应。自书观音‘偈心念不空过五字。’”观音菩萨在宋代经常表现为女身，似乎对女性有特殊的吸引力。比如杨氏（逝于1271年），写了几种儒家经典研究著作的学者之妻，她的墓里有一座小小的观音菩萨像（图15）。
图15杨氏（逝于1271）墓出土的观音菩萨小瓷像，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载《考古》1983，11：1004—1018。
大的复合家庭里的妻子们似乎特别喜欢献身佛教。张氏（1074—1122）是几十口人（或者，如传记更形象的记载，有“千指”）大家庭里的妻子，她“喜浮屠学，日诵其语。食不击鲜，奉观世音尤力。课所谓大悲咒者数以万亿计。常得寒疾滨死。观世音现白衣璎珞像。升卧榻以杨枝荆芥袚其体。寻汗浃顿愈。”胡氏（1077—1149）的家庭更大（“千指”之家），她每天清晨念诵佛经，沉浸于埋头苦读。126她不能忍受杀生之事，也不吃肉。仲灵湛（1133—1184），一位儒家学者兼官员之妻，年轻时曾研读儒家经典，包括列女传，但是后来更被禅宗吸引。她曾经会见过禅宗大师大慧宗杲（1089—1163），127大师对她的悟性印象很深，安排她跟随自己的一个弟子研修。“未三十，即斎居蔬食，除割世欲，书课经梵，夜习禅观。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为亘古今不能亏也”。
有的论述明确说信佛使女人变成了更好的妻子。魏氏（992—1064）的佛教信仰使她为丈夫张沔（983—1060）考虑得更周到，因而得到信任。张沔从不注意家里的财务。他返家与父母住在一起后，家里总是入不敷出。“夫人薄衣约食不以其不足累于张公。盖夫人学浮屠，通其书之说。故其于穷达之际，能泊然安于命，而不以外物动其心”。胡氏（逝于1093年）有一位必须照顾的患慢性病的丈夫。她“闲则读佛书灰心释虑。不以不幸见于辞色，以伤夫之心”。
偶尔有夫妇双方都对佛教感兴趣。据说陈孝常（1015—1082）喜爱佛教书籍，可以机智地与禅宗大师讨论佛教的性质这类问题。他的妻子庞氏（1028—1101）喜欢背诵佛经，几乎长期手不释卷。黄珙（988—1062）提出，儒学可用来修身，而佛教提供了养心的方法，他诵金刚般若经四万卷。他的妻子许氏（987—1074）一生读了十八万卷佛经。不过这些史料都没有提到夫妇二人一起祈祷；相反，有相同的精神兴趣似乎只不过是巧合。
偶尔有儒家学者试图劝说妻子不再信佛。刘宰（1166—1239）记载他的第二个妻子梁氏（1170—1247），来自于信佛教的家庭：“梁氏故奉佛君之来犹私以像设自随时若有所讽诵。余既与论释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实理，恍惚若有所悟，自是遂绝。”陈傅良的妻子张幼昭（1146—1195），据说她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追随丈夫，包括他信什么，她也信什么，因此她不信妖术，不信佛教和道教，她也不怕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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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们进入中年或晚年后常变得笃信佛教，明显地表现在35岁以后。尹氏（1026—1087）“晚而好禅学。不以事物累其心。宴坐终日，无所思营及属纩，不戚不乱，顺受而待。”128陈氏（1039—1115）年轻时就被佛教吸引，但中年以后对佛教的理解达到更高水平。“晨起斋袚坐诵。虽事颠沛于前，不辍以观。哺则置酒戏诸孙为笑乐，日以为常。”我们得知，黄氏（1063—1121）中年时笃信佛教。“世味益薄，独扫一室，燕坐终日，以禅悦自愉。”虞道永（1103—1182）晚年研究佛教，一天清晨，决定把首饰丢到一旁，戒酒戒荤；然后穿上朴素的衣服，只吃蔬菜，度过余年。当她的儿子们打算给她申请一个荣誉头衔时，她以已放弃世俗生活为理由予以反对。戴氏（1121—1192），童年时代和兄长一起读儒家经典，“晚而好佛，读其书甚悉。委诸子家事，淡然无营。”
这些妇女在哪里学习佛教箴言？只有极少数人明确说是追随禅宗大师学习。有些人可能接受请进闺门之内的尼姑的教导。袁采警告不能把佛教和道教的尼姑、道姑请进家门，因为她们显然就是常客。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