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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郭松龄兵败被杀，这次响应北伐革命的兵变也因而被镇压。
土肥原本以为关东军支持张作霖会换来奉系的俯首帖耳，完全听命于关东军，然 而，这个老狐狸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事实上，张作霖虽是靠日本人起家，但他并不甘心听命 于日本人，做一个傀儡。他明白日本人在利用他，但他也是在利用日本人。现在，他羽翼已 丰，自然不会像日本人所希望的那样对其言听计从了。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2）
对于日本不断提出的各种“权益要求”，他要么设法推脱，要么就干脆不办，特 别是在1927年就任“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并组织起“安国军政府”后，他力图摆脱日本 人控制的姿态愈发明显。这一方面是张的实力增长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中国风起云涌 的反日浪潮关系甚大。张作霖并不傻，如果他对日本人俯首帖耳，甘做傀儡，不但日本人不 会给他的将来带来任何好处，国人更会对他唾弃，这可不是他想要的。
1927年夏的东方会议后，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强硬外交”的色彩 渐趋浓厚。
日本方面对张作霖的“不听话”自然极为不满，为了能够顺利地将“满蒙”从中 国分离出去，必须扫除一切障碍。日本人原来指望张作霖会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积极因素， 没想到结果却是恰恰相反，于是要铲除这一“祸患”的念头开始在关东军内部酝酿。
1928年春，蒋、冯、阎、李四派新军阀联合“北伐”，奉系军队节节败退。就在 这一危急时刻，土肥原受命出任张作霖“中华民国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
张作霖的“变节”使得土肥原贤二很是颜面扫地，因为他曾力主关东军大力支持 张作霖，并“错误”地判断张会听命于日本。因此，他很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担任张作霖顾问 的机会，尽力挽回面子，并为“帝国之伟业”建立功勋。
当时北伐的情形土肥原当然明白，张作霖在北伐联军面前已经无力回天，败走东 北在所难免。土肥原担心的是，如果北伐联军迫近平津，战乱很有可能会波及到“满洲”， 关东军梦寐以求的“满洲”独立计划也可能因此而鸡飞蛋打。为此，他一面急电日本参谋本 部派兵阻止联军北上，一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其尽早返回奉天。张作霖对土肥原的巧 舌如簧置若罔闻，就是不愿离开北平。
事已至此，土肥原这个原本力主支持奉系的人，终于坚定了除去张作霖的决心。 原因并无其他，只是像张作霖这样羽翼已丰就不听招呼的人，即使回到“满洲”也不会对日 本经营“满洲”的计划带来任何好处，还是尽快除去，另换听话的。土肥原开始与关东军高 级参谋河本大作密谋，准备暗中炸死不听话的张作霖。
6月2日，面对大势已去的局面，张作霖才不得不宣布“退出京师”。6月3日晚， 北京站。站台上，土肥原貌似不舍地、真挚地握着张作霖的手，口里说着祝福的话，一副依依惜别的样子。专列终于开动了，目送着张作霖所乘 坐的火车渐渐消失在夜色中后，土肥原的心中也许暗道：“永别了，张大帅，你不会看到明 天的太阳了！”或者是“你永远不会有机会回到北平了”。
次日清晨5时23分，当专列行至奉天皇姑屯火车站京奉线与南满线铁路交会处时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张作霖这个一代枭雄就这样被送去见了上帝。
关东军除去张作霖后，东北的局势并未如其所愿向前发展，土肥原贤二后来自己 也曾说“皇姑屯事件未能引起东北混乱，以便关东军出兵干预。相反却促使张学良因家仇而 更加坚定了易帜的决心”。因而此次事件后，日本最高当局对土肥原、河本大作等人的“擅 自行动，一意孤行”十分不满。河本大作被处分，但土肥原则侥幸逃脱了惩罚，得以继续参 与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1930年12月，一场下了整整一星期的大雪过后，天地间只是一片茫茫白色，街上 的行人很少，显得十分冷清。在日本关东军军部的会议室里，日本参谋部、陆军部、海军部 、天津驻屯军等方面的代表，以及特务机关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正 威严地坐在一起，好像等着什么重要人物到来似的。
“立正！永田少将到。”随着传令兵的声音，室内的人“唰”地一声都笔直地站 了起来。永田示意出席会议的人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是一块肥肉，现在谁都想吃。 我们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这是军部最近拟订的一份长期计划，先请大家看一下。”
见大家都看过了文件，永田接着说：“我方必须占领全中国。作为第一步，我们 先要占领东北三省，成立一个政府。这样，我们就有了立足之地。然后，我们将进占热河、 唐山、遵化、密云、直逼天津……各位的职务及所负责的具体工作，文件上都已标明。须指 出的是，这些活动，均归土肥原贤二阁下及板垣征四郎具体指挥。明白吗，土肥原阁下？” “哈依！”土肥原站立起来，响亮地回答。于是，土肥原被派往天津建立特务机 关，任机关长，具体负责对华北的特务活动，土肥原此时开始为更大的权力和更广阔的侵略 “事业”而自得不已。
在此之前，土肥原贤二于20世纪20年代就曾利用与阎锡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 学的关系，一再拉拢阎锡山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在土肥原贤二的精心安排下，1919年至 1920年，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铃木高桥先后两次到山西与阎锡山会晤，以建立所谓的“日阎亲善友好关系”。土肥原贤二也多次到山西与阎锡山“叙旧”，并多次以到山西旅行为 名，详细侦测山西省的军事地理状况，尤其把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为以后日军侵犯山 西做准备。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3）
七七事变后，当日军向山西境内侵犯时，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均认为雁门关是 天险，绝非日军攻击的目标，因此，既未修筑工事，也未配备适当的兵力。及至日军凭借 土肥原贤二测绘的军用地图，从铁甲岭附近毫不费力地越过雁门关后，才使国民党军队的指 挥官大吃一惊，这是后话。话说，在天津期间，土肥原贤二被赋予在中国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更大权力，他 的间谍情报工作和特务活动也由此进一步展开。这位“东方的劳伦斯”利用冯玉祥、阎锡山 联合反蒋之机，穿梭于旧北洋军阀之间，拼凑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与张学 良的联合。
1931年7月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把张学良牵制在 关内，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为日本在东北施展阴谋创造条件。
1931年8月，土肥原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当时，由于 日军参谋本部的中村大尉带人化装潜入我东北兴安岭禁区进行军事侦察，于7月被东 北军屯垦军第三团逮捕并处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借机制造所谓的中村事件，扩大事态，煽 动战争狂热。9月8日，土肥原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声称：“奉天政府即便是承认这个事实 ，但如不表示诚意，或者玩弄拖延谈判手段时，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他的 目的很明显，就是在东京为侵华制造舆论支持。10天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 莞尔等侵华分子的策动下，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刚刚经历过浩劫的奉天城一派凋敝景象，平日里熙熙攘攘的大街空空荡荡，店家 纷纷关门，日用商品紧缺，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状态。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为了尽 快控制奉天的局势，于是任命土肥原——这个终日周旋于中国人中间的人为奉天市市长。土肥原走马上任后，立即开始着手“整顿”奉天城的社会治安，实施强硬的殖民 统治。同时，他还策动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旧军政人员出面建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等 伪组织，派出约4000多名巡警上岗巡逻，加强警戒等。在其高压政策的淫威下，奉天城逐渐 恢复了暂时的平静。然而，在这种表面平静的背后，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民族意识 日益强烈和高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自然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为了继续推行长远的对华侵略 战争，日军不得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