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味着由他代替皇帝监督御用的尚书台。在公元 １８９ 年有效的政府崩溃以前，
九名都尉和两名大司徒被任命为录尚书事，从而导致两个内阁一定程度的溶
合。另外，除了最初的两名太傅外，所有的太傅都被授予同样的职责，这解
释了他们取得政治大权的原因。但是政府很清楚把过多权力交给一名官员引
起的危险，因此又把录尚书事的权力正式划分给两名甚至三名高级官员。这
种方法仅被前汉采用两次，而在后汉却是正常的形式。
权力平衡的又一个因素是摄政。大将军，即摄政，不论是由皇帝还是由
皇太后委派，都是皇帝的主要代表，但都不拥有皇帝的全部权力。他分享了
皇帝或皇太后的权力，但一般地说不是不会引起紧张状态的。有意思的是在
七名摄政当中，前四人无人当过录尚书事，其余三人则与别人一起掌录尚书
事的权力。只有第五位摄政梁冀成功地清除了自己的伙伴，从公元 １４７ 年末
②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32—13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42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41—142 页。
② 见本书第 7 章《中央政府》。
③ 比如，见本书第 4 章
至 １５９ 年一人独当录尚书事。这是他赢得不寻常权力的原因。
摄政试图把自己的权力超过制度允许的限度，这使他们与皇帝发生了冲
突。冲突始于操纵皇位的继承，终于全面的对抗。最后两位摄政与某些职业
官僚而不是与他们正常的支持者联合起来，目的是要大批屠杀宦官并对皇帝
进行人身控制。但是两人在计谋上都斗不过宦官而被宦官消灭，宦官被私利
所迫，就成了皇帝最后的保卫者。
结束语
正如史料所描述的，后汉的制度不是乌托邦，而是实用的和起作用的体
制。后汉的制度由秦朝和前汉转化而来，并在转化的过程中趋于更加复杂和
精细。发生的变化导致它变得更好和更坏。官僚机构越来越大。新的司空可
能促进公共工程。皇帝私人资金与公共资金的混合无疑是为了改进管理，但
却引起了财政上的弊病。三公三方的监督权代替了御史大夫及其官署对官员
公开表现的考察；御史大大的丞转到少府的官署；郡的监转到了地方行政机
关，这一切都有助于朝分权和减少政府的监督职能的方向发展。御用尚书台、
大将军和太傅的重要性的增长产生了一种新的官僚政府的妥协。有权势的各
级宦官的产生是对外戚家族滥用其权力的一个反应。
总之，后汉的制度不仅具有建立在牵制和平衡这一基础上的十分重要的
稳定性，还具有适应性和发展的能力。后汉的制度成为当时世界上及后来世
纪最引人注目的政府制度。
第 ９ 章 秦汉法律
史料
按照传统说法，中国很早就有了法典。至迟从公元 ８ 世纪起，它就已有
了一部刑法。①把编纂法典与大而集权的国家——它逐渐取代了一大批小而陈
旧的国家——的成长和与在这些新政治体制中一个真正官僚政治的发展联系
起来，看来是合乎逻辑的。但除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以外，这些法典以及
后来的帝国的法典大部分都不存在了。我们得到的最早的完整法典是编纂于
６５３ 年的唐代刑法的 ７２５ 年修订本和几百条唐代的行政规定。我们所知我对
去世的莱顿大学司自励（Ｓｚｉｒｍｉ）教授和鲁惟一博士的可贵的提示表示谢意。
道的较早时期的法律，绝大部分是辑自历史和文学著作中的引文与其它材
料，和一定程度上来自铭文与考古发现的文书。用这种方法，我们获得了一
批较早的法律的引文和一宗可观的判例法。
除去近来发现的部分秦律的汇集之外，我们的主要史料是连续叙述公元
前 ２０２ 年以后一统的或割据的各王朝的史书，尤其是这些史书中的几篇刑法
志，它包含了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法典编纂和修订的史事，以
及大案要案的讨论摘要。这些史书是，司马迁（大约公元前 １００ 年）的《史
记》、班固（公元 ３２—９２ 年）的《汉书》、范晔（３９８—４３６ 年）的《后汉
书》以及一批较后期的著作。这些史书的叙述之所以更加重要，是由于它们
提供了官方文书的摘要，并常引用原话；这些引语的可靠性以及这些著作作
为整体的传统的忠实性为考古发现的物证所证明。这些史书的早期注释者以
及原籍的注释者，在解释原文的晦涩而古雅的段落时，给了我们一系列的法
条引文。搜集有关早期中华帝国的法典材料和有关的判例法，应归功于中、
日两国学者。中国最早做这个工作是在快到 １３ 世纪末的时候；而到了近 １９
世纪末，这种研究才继续进行，但是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的，并取得了
卓越的成果。我们所遵循的主要是这些学者们的力作——特别是活跃于 ２０
世纪头十年的沈家本和程树德的著作与考古学发现。
关于统一帝国建立（公元前 ２２１ 年）前的时期的情况，与上面的情况十
分类似，因为我们也掌握了一批可从中选取有关法律和法制材料的文、史、
哲的著作。但确定这些原文的时期则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并且远远没有得到
解决，而对原文的校勘工作也几乎没有开始。①因此，仅靠这个基础，不可能
给这一时期的法制画出一个条理清晰的轮廓。但最近几年大量的秦王国的手
① 关于“法”在中国制度和社会中的地位的概观，见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巴黎、海牙，
1961）；卜德：《中国的法的基本概念：传统中国的法的思想的根源和进化》，收于他的《论中国文明论
文集》，勒布朗和博雷合编（普林斯顿，1981），第 171—194 页。关于最早的法典编纂，见何四维：《秦
代的法家和法律》，收于《莱顿汉学研究》（莱顿，1981），第 3 页。关于汉律遗文的搜集和解释以及《汉
书？刑法志》的译文，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日文译文见内田智雄：《汉书？刑法
志》（京都，1958）。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975 年湖北云梦发现的公元前 3 世纪的秦法律和行政规定
的注释译文》（莱顿，1985），他在书中提供了最近发现的秦律残简的译文；以下提到的这些文书的细目，
即根据这一著作的分类。
① 关于对这些文书的看法，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18 页以下。
写法律文书残简的发现和出版，使这种情况大有改进。①
① 1975 年，这些文书发现于公元前 217 年的一个古墓，它位于湖北武汉西北约 75 公里（45 英里）处。关
于这个发现的详情和把原文转写为现代汉文的各种版本，见何四维：《1975 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载
《通报》，64：4—5（1978），第 177 页以下；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关于中文材料，可参见睡
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1978）；这个版本不同于 1977 年出版的同一名称的
线装本。当本文付印时，接到初步的报告说，秦律的原文现正被进一步发现的法律文书所补充，这些文书
的年代在前汉的头几十年。从江陵（湖北）张家山 M247 墓中发现的汉简总数超过了 500 件；见张家山汉
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载《文物》，1985。1，第 9—15 页。
总的原则
早期中国的法，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古代社会的法。它的古代性甚至到了
表现出某些属于所谓“原始”思想特质的程度；而在其它方面，则从现代意
义上说是纯理性主义的。
中国思想自汉代以前及以后的世纪以来，本身清楚地表明，它受宇宙各
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影响和互相依存这一观念的支配。其结果是个人的行
为被认为会影响万物；这样，统治者的行为自然会有万物的感应，甚至普通
人的行为也有这样感应。这样，被认为是反常或违时的自然现象，因此就被
看成是天时失调的表现。②
为了与这种观念谐调，即个人的行为必须与宇宙的进程紧密配合，以保
持与自然界的一致，从而对人类有益，死刑只能在死亡和衰落的季节执行，
也就是在秋冬两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