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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谈我的批判。为了达到斯齐拉尔德的目的，必不可少的是用单个分子M而不是用许多分子组成的气体去操作。如果我们有一若干分子组成的气体，关于这些分子的位置的知识一点儿也帮不了我们的忙（因此这种知识是不充分的），除非气体确实碰巧正处于负熵状态；比方说，大多数分子在左边。但这显然是客观的负熵状态（而不是我们关于这个状态的主观知识），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客现状态；而且，即使我们不知道这种状态，如果我们在适当的时刻把活塞悄悄地放进去，那么，我们又能利用这种客观的状态（因此知识不是必需的）。
那么，让我们如斯齐拉尔德所建议的那样先用一个分子M去操作。可是在这种场合，我断言我们无需任何有关M位置的知识：我们需要的一切是把我们的活塞悄悄地放进汽缸。如果M碰巧是在左边，活塞就会被推向右边，我们就能升起砝码。而如果M在右边，活塞就会被推向左边，我们也能提升砝码。在这种仪器上安装某种传动装置，使之在哪一种场合都能提升砝码，而毋需我们知道即将发生的运动将取两种可能的方向的哪一种，没有什么比这样做更为容易的了。
因此为了使熵的增加得到平衡，这里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斯齐拉尔德的分析结果证明是错误的：对于知识之进入物理学他没有提供任何合理的论据。
然而，我认为有必要就斯齐拉尔德的思想实验，还有我的思想实验多说几句。因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能够利用我的这个特殊实验来反驳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定律）吗？
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我确实相信第二定律实际上被布朗运动反驳了。
理由是：用一个分子M代表某一气体的假定，不仅是理想化的（这无关紧要），而且等于假定：气体在客观上永恒处于熵最小的状态。我们必须假定，正是气体，即使扩散也不会占满汽缸的下层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总是只在活塞的一边发现气体。例如我们可以把活塞中的瓣转成比方说水平的位置（参见图3），使得活塞能够没有阻力被推回到中央，瓣在中央又被转回到它做功的位置；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完全肯定，整个气体——整个M——只在活塞的一边；因此它就会推动活塞。但是假定事实上气体中有两个分子；那么这两个分子可能在两边，活塞就不会被它们推动。这表明，只用一个分子M在我对斯齐拉尔德的答复中（正如在斯齐拉尔德的论据中那样）就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并且它也表明如果我们能有一种由一个强有力的分子M组成的气体，它确实违反了第二定律。但这并不出人意外，因为第二定律描述的本质上是统计学的效应。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第二个思想实验——两个分子的情况。知道两个分子都在汽缸左半边确实使我们能够把瓣关上，因而把活塞置于做功的位置。但是把活塞推向右边的不是我们关于两个分子都在左边这一事实的知识。宁可说，那是两个分子的动量——或者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是气体处于低熵状态这一事实。
因此我的这些特定的思想实验并不表明，第二类永动机是可能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利用一个分子对斯齐拉尔德自己的思想实验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的思想实验表明，斯齐拉尔德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因而试图使第二定律的主观主义诠释立足于这类思想实验是站不住脚的。
我担心已经建立在斯齐拉尔德的（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论据以及其他人的类似论据上的大厦还会继续增高；我们会继续听到说“熵——像概率一样——是知识缺乏的量度”，机器能由知识驱动，像斯齐拉尔德的机器一样。我想，只要有主观主义者提供这样的不可知论，将继续产生夸夸其谈和熵。
无尽的探索37．作为形而上学研究纲领的达尔文主义
37．作为形而上学研究纲领的达尔文主义
我始终对进化论极感兴趣，并且完全准备把进化作为事实来接受。我也曾被达尔文以及达尔文主义强烈地吸引住——尽管我对大多数进化论哲学家没有深刻的印象，除了一个大哲学家以外，那就是塞缪尔·巴特勒。
我的《研究的逻辑》一书含有通过试探和排除错误，即通过达尔文的选择而不是拉马克的训导而使知识成长的理论；这个论点（我在那本书中对此有所暗示）当然增加了我对进化论的兴趣。我必须说的一些事情出自试图利用我的方法论以及它与达尔文主义的类似来阐明达尔文的进化论。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包含了我联系进化论讨论某些认识论问题的第一次简略尝试。我继续研究了这些问题，当我后来发现我已达到十分类似薛定谔的一些结果时，我受到极大的鼓舞。
1961年我在牛津作赫伯特·斯宾塞纪念讲演，题为“进化和知识之树”。我认为，在这次讲演中，我稍为超出了薛定谔的思想；并巳从此以后我进一步提出了我所认为的对达尔文理论的改进，然而严格地保持在与拉马克主义相对立的达尔文主义范围内——在与训导相对立的自然选择之内。
我又试图在我的康普顿讲座（1966）中阐明若干有联系的问题，例如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地位问题。我认为，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的关系犹如：
演绎主义 与 归纳主义
选择 与 反复训导
批判性除错 与 辩护的关系。
上表右侧的观念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这就确立了对达尔文主义（即左侧）的一种逻辑说明：可把它描述为“几乎是重言式的”，或可把它描述为应用逻辑——无论如何可描述为应用境况逻辑（正如我们以后会明白的那样）。
从这个观点出发，达尔文理论——在广义上，是试探和排除错误理论——的科学地位问题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达尔文主义不是一个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研究纲领——一个供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用的可能的框架。
然而不止如此。我还认为达尔文主义是我称之为“境况逻辑”的一种应用。作为境况逻辑的达尔文主义可理解如下。
没有一个世界，一个恒定性有限的框架，其中有变异性有限的实体。于是因变异而产生的某些实体（“适应”框架条件的那些实体）可以“生存”下来，而其他实体（与条件发生冲突的那些实体）就被淘汰掉。
除此以外，假定存在一种特殊的框架——一组也许罕见而高度独特的条件，其中能有生命，或更明确地说，有自我复制的然而又可变异的物体。于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境况，其中试探和除错的概念，或达尔文主义的概念，不仅成为可应用的，而且几乎是逻辑上的必需。这并不是说不论是框架还是生命的起源都是必然的。也许有一种生命有可能存在的框架，但是在其中尚未发生导致生命的试探，或在其中导致生命的一切试探都被淘汰了。（后一种情况不只是一个可能性，而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的：不止有一种途径使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遭到毁灭。）意思是说，如果产生允许生命存在的境况，如果有生命起源，那么这整个境况使达尔文主义的概念成为一种境况逻辑的概念。
为了避免误解，达尔文理论并不是在每一种可能的境况中都是有成效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也许甚至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境况。然而即使在没有生命的境况中，达尔文的选择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应用：相对稳定的原子核（在所说的境况中）比不稳定的原子核倾向于更丰富，化合物也是如此。
我并不认为达尔文主义能说明生命的起源。我认为十分可能的是，生命是如此极其不可几，以致什么主义也不能“说明”它为什么起源；因为统计学说明最终必须有很高的概率才行。但是如果我们的高概率不过是那种低概率由于可利用的时间的无限才成为高概率（正如玻尔茨曼的“说明”中所说的，请参阅35节注以前的正文），那么我们必不可忘记，用这种方法有可能“说明”几乎一切事情。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猜想，任何这类说明可应用于生命的起源。但是这并不影响把达尔文主义看作境况逻辑，一旦认为生命及其框架构成我们的“境况”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