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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是，艺术是自我表现这种学说只不过是浅薄的、笨拙的和空洞的学说——虽然不一定是恶意的，如果不加以认真对待就会导致自我中心的态度和妄自尊大。但认为天才肯定站在他时代前面的学说几乎都是虚假和错误的，而且开辟了与艺术价值毫无关系的艺术评价领域。
在智力上，这两种理论水平都这么低，以致认真对待它们也使人惊讶。第一种理论根据纯智力理由就能作为浅薄的、糊涂的而不予考虑，甚至毋需更仔细地看一看艺术本身。第二种理论——认为艺术就是站在时代前面的天才的表现——可以用他们时代艺术的许多保护人真诚赞赏的无数天才的事例来反驳。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伟大的画家是受到高度赞赏的。许多伟大的音乐家也是如此。巴赫受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的赞赏——除此之外，他显然不是站在其时代前面的（也许，像泰勒曼一样）：他的儿子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认为他过时了，并且常说他是一个“大惊小怪的老人”。莫扎特虽然死于贫困，却得到了整个欧洲的赞赏。有一个例外，也许是舒伯特，他只受到维也纳小范围内朋友们的赞赏；但甚至在夭亡之际，也正越来越享有盛名。贝多芬没有受到其同时代人赞赏的故事是一个神话。然而让我在这里再说一遍（请参阅上述第10节中注「47」和［48］之间的正文），我认为生活中的成功主要是一个运气问题。它与功绩几乎无关，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总是有许多功劳显赫的人并没有获得成功。因此可预料到这种事也发生在科学和艺术中。
艺术随站在前列的伟大艺术家而前进的理论不只是一个神话，它导致了派系和压力集团的形成，这些集团加上它们的宣传机器几乎类似一个政治党派或教会宗派。
人们公认的是，在瓦格纳之前就有一些派系存在。但并没有什么瓦格纳派（除非是后来的弗洛伊德派）：一个压力集团，一个党，一个有仪式的教会。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将不再多讲了，因为尼采对这点谈得更好。
我在勋伯格的私人音乐会阶会附近地区看到这样一些事情。勋伯格开始被看作瓦格纳派，就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一段时间后，他的问题以及他的学派里的许多成员的问题成了像他们中间一个人在一次讲演中说的那样：“我们怎样才能接替瓦格纳呢？”或甚至“我们怎样才能接替在我们之中的瓦格纳残存者呢”？再后来便成了：“我们怎样才能够仍然站在所有人的前面，并且甚至不断地接替我们自己呢？”然而我感到要站在自己时代前面的意志与为音乐服务毫不相干，也与真正献身于一个人自己的事业毫不相干。
安东·冯·韦伯恩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音乐家，并且是一个朴素的、讨人喜爱的人。但他却是在自我表现的哲学学说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决不怀疑它的真理性。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写他的《乐队曲》的：他仅仅听到了传入耳中的声音，他就把它们写下来；当声音不再传来时，他就停下来了。他说这是对他的乐曲的最简要的说明。任何人都不能够怀疑他的心地纯洁，但是在他朴实的乐曲中，找不到太多的音乐。
要写一部伟大作品的雄心也许有点意义；这种雄心可能确实有助于创造一部伟大作品，尽管许多伟大作品的产生并无任何雄心，除了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外。但是要创作站在时代前列并且宁愿不会很快就得到理解——使尽可能多的人感到震惊——的作品的雄心与艺术毫不相干。即使许多艺术评论家已鼓励并且推广了这种态度。
我认为，时髦在艺术中如同在许多其他领域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应该是明显的：那些不仅是自己的艺术领域的大师，而且具有独创性天赋的极少数艺术家很少急于赶时髦，并且决不想做时髦的领袖。不管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还是莫扎特、舒伯特，在音乐方面都没有创造新的时髦或“风格”。然而，有一个人这样做了，这就是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巴赫，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有才能和有魅力的音乐家——而创意曲的独创性却比伟大的大师要差、这对于所有的时髦都是适用的，包括原始主义的时髦——虽然原始主义也许部分是以对简单性的偏爱为动机的，而且叔本华有一段极为明智的评论（虽然也许不是他最独创的一段）：“在一切艺术中……简单性是基本的……至少忽视它总是危险的。”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要力求简单性，尤其是我们在伟大的作曲家的主题中发现的那种简单性。正如我们可以在例如《闺房》中所看到的那样，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复杂的；但莫扎特仍然能够骄傲地回答约瑟夫皇帝，乐曲中没有一个音符是多余的。
但是虽然时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新的风格可能出现，我们还是应该蔑视赶时髦的企图。这应该是明显的：“现代派”——那种牺牲一切代价都要标新立异，都要站在时代前列，要写出“未来的艺术作品”（瓦格纳一篇论文的标题）的愿望——与艺术家应当重视并且应当努力创造的事情毫不相干。
艺术中的历史决定论恰恰是一个错误。但是人们到处都可以找到它。甚至在哲学中，人们也听到哲学探讨的新风格，或者“新键的哲学”——仿佛重要的是琴键而不是演奏曲子，仿佛重要的是琴键的新旧。
当然我并不是指责某个试图说出一些新东西的艺术家或音乐家。我真正要指责的是许多“现代派”喜乐家，他们不热爱伟大的音乐——伟大的大师以及他们非凡的作品，也许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作品。
无尽的探索15．在大学的最后几年
15．在大学的最后几年
1925年，当我正在从事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工作时，维也纳市建立了一所新的教育学院，名叫教育专科学院。这个学院与维也纳大学有松散的联系。学院是独立的，但其学生除了要上学院的课外，还要学习维也纳大学的课程。大学里的一些课程（如心理学）是学院规定的必修课，其他课程则由学生选修。这个新学院的目的是促进和支持维也纳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小学改革，而且也招收一些社会工作者作为学生，我便是其中之一。我的一些终生好友如弗里茨·科尔勃（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奥地利驻巴基斯坦大使）和罗伯特·拉梅尔也是，我曾和他们俩进行过许多引人入胜的讨论。
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社会工作者的短暂时期结束之后，不得不放弃我们的工作。（没有失业救济或其他任何收入——就我个人而言，除了有时辅导美国学生外。）但我们热心于学校的改革，热心于学习——即使我们教育无人照管的儿童的经验使我们其中一些人对我们不得不囫囵吞下的大量教育理论产生了怀疑。这些理论主要来自美国（约翰·杜威）和德国（乔治·凯尔欣斯坦纳）。
从个人的和智力发展的观点来看，在学院的这些年对我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在那里我结识了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同学，并且是我工作的最严格的鉴定人之一。从那时起，她就同我一道工作，在工作中，她至少和我一样努力发奋。确实，如果没有她，我的许多工作是决不会完成的。
我在教育专科学院的这些年进行了研究、阅读和写作——但是没有发表。那是我（非正式）学校教学的最初几年。在这几年中，我始终为一组同学举办讨论会，这些讨论会都很好，尽管在那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其中有一些是非常不正式的，而是在我们徒步旅行、滑雪或在多瑙河的江心岛度假时进行的。在学院里，我从我的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却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尔·布勒那里得益匪浅。（虽然教育专科学院的学生们都去听他讲课，但他却不在这个学院里教课，也不在那里任职。）
我除了给讨论会上课外，还要非正式地为我的同学应付我们必须进行的无数次考试中的一些考试作准备。其中心理学考试是由布勒安排的。后来他告诉我（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位大学老师进行的私人交谈中），这是他曾考核过的准备得最充分的一批学生。那时布勒刚受聘来维也纳讲授心理学，而就在那时，他的《儿童的智力发展》一书就已享有盛名了。他也是最初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之一。对我的未来发展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