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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关系：破裂与建立
在某些条件下，纯粹关系能够为自我反思提供有力的社会环境。如治疗手册所说，界限、个人空间等等是个体所需要的，他们用此发展关系而非滑入相互依赖之中。然而，这里显然也有产生张力和冲突的余地。一种关系所发展的共同历史可以掩盖外部世界的麻烦；一方或双方都可以产生依赖性，但不完全是依赖对方，而是依赖这种关系和固定的日常生活，以此摆脱其他的社会任务和义务。在自治性和依赖性之间达到平衡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自我认同的变动性质大可不必与纯粹关系的要求相吻合。信任必须适应双方可能遵循的不同发展轨道。总是要允许给信任以某种自由。信任某人意味着放弃对某人的密切监视，或迫使他们依据某种特定模式活动。而给予别人自治性则大可不必用于满足对方的各种需要。人们“越来越疏远”——这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然而，这可能产生更加微妙的影响。比如，自我叙述的转化不管是怎样引发的，都典型地影响到关系中权力的分配，并可能将其推向相互依赖的关系。
女同性恋与男性性征
每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来说都是一块黑暗的大陆，而前章的讨论充分表明了情况何以如此。海特的调查对象中有许多清楚地表明了逃离男人的性注视时所产生的轻松感，即便她们仍然继续着其异性接触。海特的发现与夏洛特·沃尔夫等人的发现不谋而合，即双性妇女对其他妇女往往表现出比对男人更大的依附性，甚至当她们处于异性婚姻之中时亦然。夏洛特·沃尔夫：《双性性征》，四重奏出版社，伦敦，1979。
可塑性性征如果得到充分发展的话将意味着对阳物持一种中性态度。海特或沃尔夫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哪个妇女能够或倾向于在男女之间自由往返，不管她们怎样混淆她们的性经验。然而，女同性恋者确实打破了妇女天生属于一夫一妻制这一定式。海特的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把一夫一妻制视作一种理想，如果她们已经处于相当长的一种关系之中的话。但这与其说是对这种性实验表示反感，毋宁说是对信任的中立性的一种认识。许多妇女谈到她们或她们的配偶都很难继续一夫一妻的关系，至少在对方强烈的身体吸引力消失之后是如此。
男人的偶发性性征显然相关于一种无意识努力，即驯服和征服全能的母？。那种极端的性冒险在女人中似乎极为少见。然而，我们知道，要征服母？的欲望并不仅仅限于男性心理，而且，有些女人以杂交作为缓解承诺的手段，这个承诺乃是一种基本关系的前提。“她是一个可怕的调情者，”一位妇女这样评说她的情人：
而且死不悔改。我已经忍受3年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两年。最后……我搬了出去。我仍然与她见面，和她睡觉，但我也和其他女人睡觉。在那漫长的时间里我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她和别人一起出去，然后，我决定也试一试——现在我喜欢这样做，我再不敢说我基本上属于一夫一妻制的了。
在基本关系之外发生过或正在发生性关系的女同性恋者在比例上少于异性已婚妇女，但其数量仍然是相当大的（在海特的调查中占1/3）。“我在关系之外有过性关系，每一个人都有过”；“我喜欢女人。我喜欢调情。我喜欢那种勾引”；“我并未坠入爱河；我在满足淫欲”——你不认为这是异性恋男人而非同性恋女人在说话吗
但这是有差别的。大多数异性恋妇女都隐瞒其婚外性关系，但在同性恋者中，非一夫一妻的性关系要么在对方的认可之下进行，要么很快就传到对方的耳中。其理由似乎是女人对女人的交流水平要高于异性关系。摆脱一夫一妻制往往是公开谈论的话题，而一夫一妻制与其说是传统婚姻标准的残余，毋宁说是舆论确立的准则。其他联系虽说从一开始就没有公开过，但总是会在某一时刻暴露出来的。
一些妇女似乎怀念与男人接触的那种偶发性性关系，但在与其他女人保持关系期间却相对少见。女人继续与男人发生性关系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另一位妇女说，“我发现，在与女人的这种本质上属于非人格的性接触中几乎不可能像与男人接触那样‘有味’。在接触的过程中你不可能不了解其他女人——更多的谈话，更多的抚摸——你至少与她们交了朋友。”据海特提供的数据，60％的女同性恋者在关系破裂后仍与过去的爱人保持长期紧密的朋友关系。在《妇女与爱》中，海特实际上于两处谈到这种现象，即610页和641页，显然没有注意到内容的重复。其所给的数字在这两处稍有不同，一处为64％，另一处为62％。
关于女同性恋者的报告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对强烈的追求性快感性质的关注。女人需要性吗？这些女人当然需要性，而且积极追求性满足，在婚姻内外都如此。如果性快感可以用肌体反应来衡量——如许多人所说，这是一个模糊的指数，但当与过去妇女遭受的性剥夺相比较时却并非没有价值——那么，同性恋活动似乎就比异性恋活动更成功。此外，在这种性经验中，付出和获取更加平等了：“我们之间有一种契约，这是与男人的经验所不可媲美的”；“我喜欢女人的方式，身体，激情，温柔/权力”；“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我从未感到有压力。我过去总是被男人施加压力。”就大部分来说，这些强调似乎与性反馈相吻合，并有助于产生性反馈。这些妇女证明这样一种想法的虚假性，即对女性身体的爱欲化只能以牺牲生殖器快感为代价。实际上，二者是同步进行的，是完全与可塑性性征的影响相吻合的。
在同性恋关系中，无论男女，性欲与繁殖完全不是一回事。同性恋妇女的性欲几乎完全出于纯粹关系的可见含义组织起来的。即是说，性反馈的可塑性主要是由对方的感受输导的，即辨识出她们喜欢什么、能够容忍什么。如通过性虐和被性虐的癖好可以重新获得辨别力。一位妇女说：
我喜欢粗犷激情的性活动，因为这种性活动超过了许多妇女在自己周围建构的“温柔”的障碍。没有退缩的感觉，如进行政治上正确的温柔的性活动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我的一个朋友将其标示为“S和L”（即甜蜜和温柔）。我现在的爱人和我试着来一点S/M和奴役，发现这非常刺激和性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经过双方同意的，而“底线”（由人的不同而不同）总是有限度的，同时又产生奔放不羁的幻觉。我们所做的事情中包括拍打、鞭打、拽头发、口咬，但从来不造成伤害或留下印记。其诱人之处就在于那种完全无所顾忌的感觉。谢尔·海特：《妇女与爱》，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女同性恋与男性性征
在此，我们看到阳物的回归，而且是以似乎有害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正确的，但也可以提出一种不同的解释。在女同性恋关系中（如在男同性恋中一样），纯粹关系中“禁止”的态度和特征实际上可以以行动表现出来，包括工具性控制和正常权力的实施。由于仅限于性的领域，并转变成幻想——而非像以往那样由外部所决定，所以，控制也许有助于缓解攻击性，否则这种攻击性也将在别处发泄出来。
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在女人对女人的性关系中看似倒退的特征实际上可能为在道德上可辩护的异性活动提供了模式。经双方同意的性虐和性被虐大可不必作为获得有益性经验的良方，但它所表示的原理却是可以加以概括化的。可塑性性征可能会成为一个领域，它不再包含外部压力的残余，反倒作为许多自我探讨的道德建设的形式之一而取代了外部压力。在此，人们也许从德·萨德的作品中读出一种不同于已往的意义。在德·萨德的作品中，权力、痛苦和死亡完全包裹在性中，并通过变态行为表现出来。阳物统治着一切，性征则被抹掉了任何温柔的痕迹——或仿佛如此。�